在海拔4663米的高原上守护“死亡之路”

    4663米，这是新藏公路的平均海拔。由新疆叶城到西藏萨噶这段1375公里长的公路，由武警交通第二总队第四支队（下文简称“四支队”）担任养护保通勤务。自2002年移防西藏阿里地区至今，这支部队已经有8名官兵在高原因公殉职。

    藏族司机贡桑每次经过海拔4778米的沙子达坂时总会停车，在路边点支烟、浇杯酒、给玛尼堆添块石头，祭奠他未曾谋面的“金珠玛米”。2012年8月28日，在执行养护任务时，为避让贡桑的车辆，四支队一中队指导员王波武牺牲。

    比起生命的猝然离去，更长久的隐痛在一个个高原武警交通官兵身上隐现：“抽血时血抽不出来，血稠得跟蜂蜜一样”，80%的官兵患有高原病，如心肺肥大、心律不齐等。此外，官兵中间还存在着找不着对象、离婚率高的现象。

    但他们的牺牲奉献给阿里人民带来了幸福：自四支队接养以来，新藏线的好路率由以前的不到10%提高到了今天的96%，日均车流量增长5倍，交通事故降低76%。汽车从叶城到阿里，由“一个星期算幸运，一两个月不稀奇”缩短到了只需两天。由叶城到阿里的运费同比下降45%，阿里地区首府狮泉河镇的物价同比下降36%。与此同时，沿线游客增加5倍，阿里地区GDP增长4倍。

    从此，阿里不再遥远。

    11年来，武警交通部队四支队参与大型抢险100多次，救助受困车辆4000余台、受困群众15000余人。2013年，四支队纳入国家应急救援体系。今年7月，中国青年报记者从新疆叶城出发，沿新藏线一路南下到西藏萨噶，走近这个“站着是座路碑，倒下是条坦途”的英雄集体。

    死亡之路

    7月1日，记者来到位于新疆叶城的新藏公路起点处，这里有一座革命烈士陵园，埋葬于此的许多烈士都是在新藏线上因交通事故牺牲的。

    新藏线又称219国道，这条路翻越38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雪达坂，涉过36条冰河。新藏线年平均气温零下9摄氏度，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路况最差、道路病害最多的公路。在四支队上勤前，这条国道全年平均通车时间不足6个月，被称为“死亡之路”。 

    “手握方向盘，脚踏鬼门关。”司机们的调侃映衬出他们对这条路的恐惧。四支队前总工郭枝明忘不了，2001年，他随先遣组进藏时，沿途到处是被遗弃的汽车残骸。他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新疆小伙克里木上阿里，车陷在了界山达坂。他下车掏除车轮下的冰凌，可越掏车陷得越深。体力不支的克里木患上肺水肿，最后死在车边。17天以后被人发现时，他的尸体被狼吃得只剩森森白骨。

    2001年7月，新藏线红土达坂段发生翻浆水毁，上百辆汽车陷在路上，数百人被困长达一个月之久。因为强烈高原反应，有7名群众不幸遇难。

    遥远的阿里，远啊！

    “没有那英雄志，你莫翻这昆仑山；受不了冷和寒，你莫来这天边边。”2002年，四支队官兵唱着这首歌踏上这条天路时，等待他们的是生与死的考验。

    2008年冬天，支队政委张智双到海拔5500多米的死人沟路段进行道路勘察时，车滑进雪沟里。他和司机被困20多个小时，夜里用火把多次打退野狼的攻击。当他们获救时，几乎都要冻得撑不住了。

    寂寞时，狼也不可怕

    历数新藏线的“卡脖子”路段，海拔5248米的界山达坂路段总是第一个被提起。高原上的恶劣自然条件在这里集齐了。2002年6月，四支队一中队官兵在界山施工，强烈的高原反应使全中队60人3天只吃了10公斤粮食，32人昏倒在达坂上。

    官兵们说，在界山，吃饭难。吃的都是夹生饭、沙拌菜——一个旋风过来，饭菜都是沙子，一不小心就会硌坏牙齿。

    在界山，喝水难。官兵们平时只能喝用生石灰消毒的河水，河水中常飘着牛粪、羊毛，“牦牛在上游喝，我们在下游喝”。

    在界山，通讯难。随着养护路段的变化，官兵们平均一两个月就得搬一次家。可无论帐篷挪到哪里，都没有手机信号。从2005年到2009年，中队长康继善在界山施工，那几年工地和营区联系，只能靠过路车捎纸条。“一年到头战士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县城给家里打个电话。”他说。

    与世隔绝给四级军士长刘富平留下了永远的遗憾。2009年，他在界山施工，家中的妻子马上就要生产。没想到爱人预产期提前了20天，刘富平按着老日子满怀希望地下山等消息，等来的却是噩耗——妻子难产，孩子因窒息导致脑瘫。

    上士杨继磊说，在界山，8月份水桶都会结冰，睡觉还得戴皮帽。而在阿里，8级以上大风年均149天。最苦的还是冬季留守在高原上的官兵，那时，室外寒风肆虐，空气含氧量由52%跌到40%，战士们打趣说，“8级大风把氧气都刮跑了”。

    但就是在这被视为“生命禁区”的雪域高原上，四支队的官兵们坚守着，守护着这条雪域“天路”。

    “39度。”7月4日，当记者赶到阿里地区普兰县九中队驻地时，高烧不退，驻队军医严顺奎及时对记者采取治疗措施。四支队建起了阿里地区设备最先进的卫生队，每个中队都配有军医，使得官兵们高原病发病率从上勤初期的85%下降到2%。

    “大家都是怀着梦想上高原的。” 严顺奎说。当了15年兵的中队长马千强，从西宁武警学院毕业后本可以留校当教员，但他执意要求调到高原上。上士陈昌晴，入伍时在武警交通指挥部，他主动申请从北京调到阿里地区服役。

    孤独是梦想的试金石。机械操作手常常是单兵作战，在无人区施工时，平底机操作手罗兵常常一天说不了一句话。有时他就拦下过路车，借讨水喝的机会，跟司机说两句话。

    寂寞时，连狼都不那么可怕了。罗兵的师傅柴秀国一个人施工时，曾连续十几天碰到同一匹狼。那只狼直直地盯着他，始终保持着几十米的距离。“这是一匹和我一样孤独的狼。”他说。后来，柴秀国每次看到这个“伴儿”，还会高兴地朝它唱上几句歌。

    但面对紧张的工期、恶劣的环境，高原上的生活其实少有浪漫。有一年冬天，罗兵独自上夜班时，平底机出了故障，开不了暖气，此时野外温度已经下降到零下20多摄氏度。6小时后，罗兵被战友发现时，已经冻得四肢麻木、昏迷过去。

    这个黢黑瘦小的上士是个孤儿，入伍头5年从不休假，因为他无家可回。扎根高原11年的罗兵说：“阿里就是我的家，我愿意守候在这里，看着它在我手里变得更好。”

    抢险现场，四支队在行动

    一旦进入雨季，新藏线上就泥石流、塌方不断，这些都在考验着四支队的抢险能力。7月6日，记者来到被洪水冲断的噶尔县二道弯段，只见200多米长的路基被泥石流掏空，破损的路面悬在江边，摇摇欲坠。

    来自浙江温岭的骑行客林峰目睹了前一天泥石流逞凶的全过程。他说，主路被冲垮后不到两小时，武警交通部队就从一百多公里外赶来抢险。睡了一觉醒来，他发现主路旁边的半个山头已经被削平了。

    原来，7月5日22时，副支队长王军到现场勘明情况后，立即决定就近开辟便道。经过通宵的冒雨施工，官兵们在坡陡弯急的达坂上，修筑了300多米长的临时便道。7月6日10时，新藏线车辆恢复通行。此时，官兵们才来得及就着榨菜吃点冷馒头。

    在现场负责指挥的工程股股长何进指着被削掉的半个山头跟记者说，鏖战一晚上，官兵们共开挖土方1.5万方、路面填土5000余方。其实，何进的精神世界，也经过这样一番地动山摇的改造。

    从地方大学毕业后，何进选择了入伍上高原，然而环境的残酷超出了他的想象：由于高寒缺氧，他头发大量脱落，紫外线和风沙在他脸上留下厚厚的黑痂。在女朋友的强烈催促下，何进多次递交转业报告，可一次死亡经历把他的心留在了这里。

    那一年，何进路经死人沟时汽车抛锚。天上下着大雪，深夜里，狼群包围了他们。何进和战友躲进车里，点着棉大衣往车外扔。狼见火就退几步，火灭了，群狼又围上来。他们在与狼群的拉锯战中精疲力竭，最后冻僵在驾驶室里。

    后来，路过的牧民罗布将他们一一背回家，用雪坨子搓脚，放在心窝里暖，整整3天3夜，何进才恢复知觉。何进不知该如何感谢救命恩人，罗布却说：“要感谢你们，是你们给我们修好了致富路。”何进收回了转业报告，守护着新藏线一直到今天。

    教导员陈丛海也经历过生死考验。2007年7月的一天凌晨2点，他率队赶赴拉藏乡抢险。当时电闪雷鸣，他刚从装载机驾驶室出来，泥石流就下来了，陈丛海被裹了进去。

    他左手死死抓住装载机把手，右手拼命晃动手电筒，泥石流已经淹没到他脖子的位置。最后，陈丛海奋力把鞋子、裤子蹬掉，光着身子才从淤泥里挣扎出来。

    来不及多想，他把外套系在腰间充作裤子，继续指挥，抢通了道路。被困车辆离开时，都向他鸣笛致敬，有的司机开出一公里远了，还不停回头向他招手。

    官兵们对高原爱恨交织

    7月6日，记者来到霍尔乡，面前的一幢低矮的土房就是四支队四中队官兵曾经住过半年的羊圈。11年前，官兵们就是住在这个“被子潮湿得能拧出水来”的羊圈里，一边进行日常养路，一边抽空自建营房。

    四支队所有中队的营房，都是靠战士们自己盖起来的。那时，官兵们每天要打制5000多块25公斤重的混凝土砖。从地方上雇来的四川籍农民工干了没几天就落荒而逃，连工钱也不要了，走时撂下一句话：“这样的活，给多少钱也不能干。”

    2002年10月，四中队新营房建好了，可官兵们却没怎么住过。为了省油省时，官兵们往往选择在养护路段中段搭帐篷住，这一住就是半年，直到冬季来临。

    这些年，官兵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四支队先后拿出2000多万元，给基层配发中巴通勤车、宿营车、洗澡车，建高压氧舱和制氧站、蔬菜大棚。官兵们来往工地舒适多了，“半年洗一次澡”也从此成为历史。

    其实，常年生活在高原上，官兵们对高原的感情是复杂的。“我恨高原，恨这高原把我的青春都耗完了。”扎根高原11年的上士智伟对记者说。比起环境的煎熬，最打击这个大高个的还是有些群众对他们的不理解。2008年，马攸木拉达坂下暴雪，积雪把两米多高的电线杆埋得只露出40多厘米。雪势过大，道路一时无法打通，指挥部决定派先遣队给被困群众送去食物。

    智伟等先遣队官兵向海拔5200米的达坂进发了。天地间白茫茫一片，找不到路，官兵们只好顺着电线杆“能走就走，不能走就爬”。天黑了，远处传来狼嚎声，先遣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中马不停蹄地行军。

    当天17时出发，次日凌晨3时发现被困群众，12公里的路，先遣队足足走了10个小时。可当先遣队递上食物时，个别群众却埋怨“食物送晚了”。最终，被困群众获救了，先遣队的9名官兵却全部患上了雪盲。

    可这些苦与累，只是战友间的秘密，官兵们告诉家人的都是高原美丽的一面。智伟说，回家前两周，战友们都会买来遮阳的大帽子，“把自己养白一点”。

    然而，高原还是让官兵们留下了不少遗憾，支队的一位高工，45岁还没孩子。扎根高原11年的政治处副主任张建平，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一个月至少得住一次院，只能靠妻子辞职照料。他说：“我对家人亏欠太多了。”

    最痛莫过于生离死别。罗兵永远记得，2012年9月，牺牲的指导员王波武的妻子来队带回丈夫的骨灰，临走前，她来到丈夫所在连队的工地上，挨个拥抱这些丈夫生前带过的兵，那一刻，现场所有的人，无不泪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