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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大褂左上方口袋里，并排插着七支笔、两把尺。“这是我们骨科医生的标配”，申剑说。上午7时40分开始查房，申剑早早就到了。
查房、出门诊、做手术，申剑的工作听上去简单，流程化。事实上，常常是手术连着手术，走路要跑，吃饭也没点儿。
平时的申剑看起来有些严肃，去查房时，他却总是面带微笑。
从外地赶过来看病的大爷，年岁大了，起身不方便，他伸手扶一把。
大妈刚刚做完膝盖手术，陪床的女儿问题很多，他挨个问题解答。觉得没说清楚，走出病房后又折了回去。
摔骨折的老太太，做了手术不愿意动，没有积极锻炼，他会调侃说“这个病房里您已经落后啦”。
申剑说，如果没有志愿服务西部的经历，自己面对患者时也许依然“不会笑”，听到病人多问几句，心里便生出不耐烦的情绪。
自2004年以来，医院每年组织专家和团员青年组成医疗队分别赴新疆、宁夏、青海、甘肃、江西、内蒙古等地开展支援医疗服务活动。医院已经连续9年开展服务西部活动，共有120多名像申剑这样的年轻医生参与，总行程4万多公里，服务市（县）20个，深入基层医疗机构30余家，手术、义诊、查房9000余人，专业讲座50余场。
传技术、带人才、扶学科，在注重“输血”的同时，更加注重“造血”。医疗队既为当地百姓解除病痛，又为西部地区基层医护人员进行专业知识讲座，帮助提高医疗护理水平，还针对地方性、多发性疾病给予专业政策建议。北京医院团委书记李敏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荣享盛誉的北京医院，大多数医生都下过基层，因为大家都认可，只有当双脚踩在大地上时，心才会放在百姓身上。
龚涛：“懊悔”里是医生对病人的大爱
2004年，神经内科副主任龚涛第一次以医疗志愿者的身份来到阿勒泰。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旅游或者参加学术会议之行，他此行的目的地是阿勒泰市北屯农十师医院，北京医院团委医疗扶贫志愿服务项目地。
“许多牧民都是骑马过来看病，提前一星期就出门了。”在当地医院出门诊的第一天，龚涛就看了40个病人。由于语言不通，需要翻译，门诊一直从上午9点持续到下午1点。后来还是医院的护士拦在门口，扯着嗓子喊“不挂号了，不挂号了”，龚涛才有了喝水吃饭的时间。“在我们医院出专家门诊，一上午也就是20个左右”。
出门诊、查房、会诊、讲课，一个星期马不停蹄。有些牧民到得晚，有时候赶上讲座间隙休息，有时候赶上晚饭时间，龚涛都是随到随看。“大老远赶过来不容易，能看就都要看” 。
“那些患者看着医生的眼神，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眼神。”这样的眼神被龚涛形容为“像钉子一样钉在医生脸上，一动不动”。“就像是救星来了，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医生身上”。龚涛说，这次医疗扶贫，让他体会到了医生和病人之间那种最朴实的信任，为医者深受嘱托。
患者中的一对哈萨克族夫妇让龚涛很是诧异：为了赶过来看病，他们竟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了，骑了三天马，行程120公里。
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好饮酒、喜食肉，当地牧民患者多数为脑出血疾病。这对夫妇曾被诊断为脑血管疾病。
“事实是，这家的男主人患有帕金森，女主人患眩晕症。可能因为乡里卫生院的水平有限，诊断失误。”可就是这样一个失误，让这对夫妇拿着脑血管疾病的诊断书，每年都要用放牧攒下的钱，翻山越岭去输液。每年两个星期，花掉一年里全部的积蓄，却并不对症，治标不治本。
龚涛根据夫妇二人的病情，开了适合俩人吃的常见药，心里却满是懊悔。“如果能早点查出病因，那些钱就可以留着，吃点好的，或者投入孩子的教育。”病因很简单，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治疗费用也很便宜，却因为当地医疗条件所限，“钱都糟蹋了”。
“我们可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的医疗条件，但是，可以通过培训当地医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在龚涛看来，在硬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对当地医生进行职业培训、专业交流，十分重要。
赴新疆医疗扶贫的经历让龚涛印象深刻。2007年，他又主动请缨，加入博士团赴湖北黄冈开展医疗援助。龚涛被分配到湖北省黄冈市卫生局，挂职副局长。
“我对神经内科有多年临床经验，我肯定是要下医院的！”在黄冈市中心医院，龚涛发现，由于医护人员数量较少，繁杂的事务性工作让医生读文献、写论文、做课题的积极性大大降低。“现在的医疗知识更新非常快，在做医疗诊断的时候，很有可能因为医疗观念、责任态度、技术水平不到位，诊断失实。养成读书学习的习惯，对医生来说太重要了。”
龚涛鼓励年轻大夫挤出时间来投入科研、申请课题、进行论文写作，补充随时更新的医疗知识。在同事们的印象中，在基层挂职的一年时间里，龚涛频繁往返北京、黄冈两地。“我们都以为是他对家里放心不下”，龚涛的同事说。“其实，老龚是回来牵线搭桥的，将北京的项目和课题对接给黄冈。”直到现在，他虽早已结束挂职，依然有当地医院的医生发论文过来请他修改。
欧阳小康：每次抵达都像是回家
和龚涛一样，心血管外科副主任欧阳小康在支边结束后，依然和服务地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常常会跟别人讲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也常常把“一段兵团路，一生兵团情”挂在嘴边。
欧阳小康所在的北京医院心外科，用三年的时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开展对口帮扶工作。在新疆的三年间，接力棒传了一个又一个。在北京医院，心血管外科多名医生曾先后在这里挂职副院长。麻醉、体外循环、术后监护……就是在这样的1095天里，从无到有，慢慢建立。心外科主任常常打趣道：“我作为一个科室主任，领导的都是院长！”
2009年，在欧阳小康刚刚抵达新疆、即将走马上任时，医院收治了一位心衰加肾衰的危重病人。心脏内膜炎，加肾衰竭，在过去的兵团总医院，这样的患者存活概率小之又小。欧阳小康和当地同事一起，从进入手术室到手术结束，整整用了9个小时。
“完成一台手术，并不证明大夫的技术有多高超，而是说明医院整体水平能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欧阳小康说。“一台手术并不是独立的，肾脏、心脏与肝脏、呼吸等等都是密切不可分割的。这恰恰说明，当地的医疗水平跟上来了，我们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欧阳小康语速很快，显得十分兴奋，“医院整体水平提高了，意味着能够最大限度地挽救病人的生命！”
直到现在，欧阳小康依然是兵团总医院的“名誉院长”，对于业务交流，特别是疑难杂症的探讨，欧阳小康总是乐此不疲。每一次，当飞机降落在新疆乌鲁木齐机场时，欧阳小康形容为“更像是回家”。“当你把时间花在那里，把精力用在那里，把心放在那里，感情自然就在那里”。
申剑：靠什么感悟神圣的誓言
对于像骨科医生申剑这样的年轻大夫来说，志愿服务西部的经历更像是在基层上了一堂生动的成长课。
“大城市的医院里条件都很好，可能你动不动就给病人做个核磁、做个CT，来帮助诊断病情。使用的手术工具、药品等等，习惯依赖进口的，偶尔还觉得不好用，抱怨一下。”在北京医院，有很多像申剑这样的年轻人，名牌医学院毕业后，从学校大门一步迈进了医院大门。
而在服务地，申剑面对的只有最基本的检查项目。比如血压计，心电图仪，X片，即使条件允许可以做CT，也十分不清晰。“在这种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你就需要更多地动用你的临床知识，包括对病人的一些查体、问诊等，去协助你的诊断。因为没有其他的更高级的检查方式去帮助你确诊。”
刚去时，申剑也想过怎样改变当地的医疗条件。当他发现可能短时间内硬件无法改观的时候，他开始反观自己。“其实在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于医生要求反而更高。比如，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需要从一个X光片中看出来，因为没法再去做一个CT证明你的结论。”
“而且，当地的病人真的经济条件不宽裕。”在出门诊的过程中，申剑发现，有些病人即使知道了准确的病情和治疗方式，也会因为没钱就医，只得失望而归。“那种眼神，渴望求生又无能为力，我一直都记得。”
“有些病人背着自家的鸡蛋去集市上卖，攥着卖鸡蛋赚的5块钱到医院，让医生给开5块钱的药。”说到这里，申剑顿了顿，“这些情况以前真的只在电视上看到过”。
在西部的那些天，申剑在给病人开检查项目的时候特别慎重，会先问问病人，“带钱了么”。“可能在大城市，做一个CT，医保就能报销了。但是在那些地方，他必须卖一头羊，才能支付做一个CT的费用，没有办法根据需要去做检查。”
回到北京后，重新接触那些先进的医疗设备时，申剑有些“恍惚”：“碰到大老远来北京看病的患者，询问病情时，跟他们一对视，就会不自觉地想起我们服务地的那些病人。”
申剑遇到一位来北京做腰椎手术的病人，用到的材料中，国产的三四万元，进口的要八九万元。病人犹豫不决，但最终决定使用进口材料。查房时，病人告诉申剑，自己来自河北农村，经济并不宽裕，但是为了彻底解决腰椎问题，家人决定借钱也要使用最好的材料。
“这事如果发生在过去，我可能就会尊重患者的意愿，使用进口材料了。”但考虑到病人的实际条件，申剑反复劝说病人使用国产材料。“国产的完全没有问题，质量也有保障。但是如果用进口的，病人就还要再去借四万块钱，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这笔债可能好几年都还不上。”在申剑看来，当医生只能根据病人手里的钱而不是仅仅根据病情去决定做什么检查、开什么药的时候，不需要别人告诉你，你就会很自然地为老百姓算一笔经济账。”
坐飞机、转大巴、靠步行，当申剑每一次经过长途跋涉抵达服务地时，他体会到了病人口中的“路远”究竟有多远。再遇到拉住医生反复询问的病人，他渐渐收敛起“不都跟你说过了么，怎么还一直问”的情绪，耐着性子，一一解答。很多时候，他会把自己的电话写在小卡片上，留给病人。
申剑还记得刚刚进入医学院时，曾经背诵过的“医学生誓言”：“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从湖南医科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医院，今年已是他工作的第15年个年头。现在的他对于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