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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7月29日 星期一
中青在线

张大奎:

在幸运点来临之前没有放弃

实习生 徐晶晶 本报记者 樊未晨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7月29日   12 版)

    “我没想到有一天,我这样的人能够坐在这里,让周围的人都另眼相看,想起来也是件好玩的事情。”32岁的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张大奎自嘲。要不是每说5分钟的话就被豆大的汗珠浸湿衣衫并且大口喘着粗气,人们可能忘了,这个与人谈笑风生、幽默风趣的人,两岁时就被诊断为小脑瘫痪。

    坚持之后才发现没有那么难

    “不接受残疾学生报考。”

    2002年,当21岁的张大奎揣着自己的高考成绩单填报志愿时,绝望地发现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更关注自己的被确诊为“核黄疸后遗症”的诊断书。这种俗称为小脑瘫痪的疾病,几乎断了他的求学梦。因为小脑机能严重受损,运动平衡、肌肉协调等功能有较大障碍的张大奎,连学会走路都用了7年的时间。

    张大奎的高考发挥并不算好。因为手臂力量不足,大奎的字体本来就大于普通学生,尽管带了两条干毛巾进考场,试卷上的字迹还是被汗水浸湿而变得模糊,一场考试下来,大奎知道自己的卷面并不清晰。

    而那段艰难的等待,是父亲“血骨熬汤为理想”的教诲让大奎坚定起来。1980年代的农村,没有完善的康复训练机构,父亲在两棵大树之间绑上类似于双杠的竹竿让大奎练习走路,是一家人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到9岁终于学会用拐杖走路时,大奎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膝盖磕破了多少次,穿坏了多少双军用胶鞋。

    当大奎收到黄河科技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他心中充满了感激。这分坚持,也支撑着他从专升本到考研,直到现在的博士。“其实考试的时候每次都想放弃,但是坚持过后会发现,其实也没那么难。”

    “我只是在幸运点到来之前没有选择放弃。”因此,当同样的境遇出现在考博前夕——没有一个导师愿意接收他,大奎还是选择相信,继续一封一封的发送邮件,希望有转机出现。

    当最终录取他的樊孝忠老师告诉他:“有3个学生都通过了我的考核,但考虑到你的身体情况,我担心其他的老师会不要你,所以我就把另一个学生推荐给了其他老师,把你留在我身边。”

    学会读书、与人交往更受益

    朋友的关怀也让大奎相信,比起专业知识,学会读书、与人打交道使人受益更多。这和他的老同学程勇不无关系。程勇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和大奎成为朋友,帮大奎去厕所,送大奎回家,“初中、高中的时光,我每天都坐在他的自行车后面上下学”。

    大奎虽然口齿并不清晰,语速也比一般人要慢些,他还是乐意结交朋友,不管是讨论课程、实验,还是聊人生理想,甚至会开导失恋的女性朋友,大奎用自己的方式赢得了不少信任。说得不利索就用笔写,大奎经常在博客里写到自己和朋友的故事,时而调侃,亦有祝福。

    他发现现在的人们越来越浮躁,却忘了最基本的人文素养。“人们总是急着做成绩做大事,其实我觉得真正支撑我们走得更远的恰恰是这些基础的素养。”

    大奎坚信一种农民的智慧,“你看,他们从不违背规律,春天播种,夏天耕作,秋天收获,冬天休息。现在的人们太着急了,已经无所忌惮了。”看着自己满屋的书籍、床上的阅读材料,大奎笑着说,“多了解别人,多了解自己,这大概是我最大的动力。”

    对于荣誉并“不领情”

    2012年被评为10名“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后,张大奎受到的关注和赞誉更多了。可说起荣誉,总是让他有些“害羞”。“其实我并没有奉献多少,反而一直在索取,感觉挺惭愧的。”大奎说自己一路走来,受到的帮助太多了,同学的一份午饭,室友上课前的等待,导师的接纳,总让他异常珍惜每一次机会。

    大奎之所以对于荣誉“不领情”,是明白当他受到关注、赞赏的同时,中国大地上的100多万脑瘫儿童中的绝大多数,还处于不能自理的阶段。他记得父亲的同事有一个和他同岁的女儿,不幸的是她也脑瘫。可女孩的父母因为忙于生计,就把女孩一直放在小推车里,没有让她锻炼,更没有让她读书。“那个女孩现在还是被人搬来搬去。”他惋惜地说。大奎知道,如果没有遇到明智并坚定信念的父母,如果没有遇到热心的朋友,如果没有遇到愿意接纳他的学校,如果没有遇到无条件欣赏他的老师,自己就没机会来到这里了。

    大奎认为自己被关注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自己读博只是个例。“等到有一天,像我这样的残疾人上大学不再是新闻了,残疾人都能够享有公平的教育资源了,社会就越来越开放了。比起当年我高考时没有公立学校愿意接收,现在有很多学校愿意要甚至破格录取,这就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他说,“我觉得最正常的状态是大家不再把你当做是一个奇怪的人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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