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贸战略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内各种高层次的自由贸易协定加速酝酿，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就是其中之一。7月30日至8月2日，中日韩FTA第二轮谈判在中国上海举行。

    这一谈判备受关注。因为，中日韩三国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支柱，同时也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一旦这一自贸区建成，将出现一个人口超过15亿、国内生产总值与实物贸易占全球20%份额的巨大贸易圈；中日韩自贸区也将成为继北美自贸区和欧盟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区域市场。

    那么，中日韩自贸谈判进展如何？难点何在？前景是否看好？

    另一方面，在太平洋的另一侧，美国已着手运作以它为主导的两大自贸谈判——夹杂着“重返亚太”色彩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意欲重绘贸易版图的“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面对动作频频的美国，对于中国而言，中日韩自贸谈判意义何在？中国的自贸战略路在何方？

    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太平洋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建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东艳女士。

    难点：三国各有“敏感领域”

    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是指独立关税主体为了促进区域双边或多边经贸活动的开展，以自愿结合的方式，就贸易自由化及其相关问题达成的协议。在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停滞不前的背景下，更为机动灵活的FTA成为WTO各成员的热门选择。在自贸区发展风起云涌的热潮中，亚太地区无疑是自贸区建设的关键区域。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这一设想，是2002年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上提出的。在此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中，中日韩三国的研究机构均对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进行了大量分析研究。到2012年11月20日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举行会晤，正式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2013年3月，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第一轮终于在韩国首尔开谈。据报道，在第一轮谈判中，三方就谈判的议程安排、范围和程序等问题进行了商讨。而刚刚在上海举行的第二轮谈判中，中日韩三国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和便利化、贸易救济、竞争政策、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和交流。据悉，第三轮谈判将于今年年底在日本举行。

    中日韩三国自贸协定，从提出意向到正式开谈，为什么拖了十余年之久？

    陈建教授认为：“中日韩三国的经济体量大，因此形成自贸区后创造的价值也会很大。但是，也正因为三国间贸易量大、投资量大，所以存在的利益冲突与矛盾也多。中日韩三国互为伙伴，也互为对手，要互相作出让步并不容易。”

    一个例子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倡议的“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十国‘10+3’自由贸易区”，至今也没有谈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日韩三国谈不拢”。最终，中日韩三国只得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分别与东盟10国商谈“10+1”自贸区协定。中日韩三国在自贸区谈判上协调一致的难度可见一斑。

    陈建教授认为，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的难点，首先在于三国各自有其“敏感领域”。

    “日韩两国之间的经济结构较为相近，两国的工业产品都是强项，因此日韩两国都希望自己的工业产品在市场上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但在这一领域的竞争关系，又使得双方都不太情愿向对方打开工业产品市场。另一方面，日韩两国的农、林、渔等部门相对比较弱，在这些领域又不希望他国的产品过多进入，以避免对本国的农、林、渔等产业造成冲击。” 陈建教授说。

    对于中国的关切，陈建教授表示：“实现中日韩自贸区后，中国的一些工业行业如汽车、钢铁、化工等，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日本和韩国的冲击，金融业等服务业也将受到一定影响。另外，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劳工福利等标准上要与日韩‘看齐’，也让中国备感压力。” 

    东艳女士则特别指出，政治因素一直是影响中日韩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中韩两国与日本之间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素有争端、屡有摩擦，特别是去年10月以来的中日领土争端，给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蒙上了阴影。

    前景：谨慎乐观

    东艳同时还认为：“尽管难以挥去政治阴影，但中日韩三国现在都已意识到，尽快按计划推进自贸谈判，对各方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据估算，中日韩自贸协定的实现，将促进中国GDP提高1.1%~2.9%，韩国和日本的GDP也将分别提高2.5%~3.1%和0.1%~0.5%。不仅如此，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对“亚太一体化”及全球自由贸易的推进均有积极作用。

    东艳认为，对中国而言，中日韩自贸谈判可以缓解TPP等协定对中国的“贸易转移效应”。

    所谓 “贸易转移效应”，举例来说，TPP一旦达成，美国原来从中国采购的服装，可能会因为TPP成员间关税的下降，而改为从越南采购。

    国内外一些学者的模拟测算表明，随着日本等经济体的加入，TPP在达成之后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将会增加。而东亚一体化的扩展与深化，将降低TPP对中国的冲击。

    陈建教授则认为，中日韩自贸谈判是考量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和融入世界程度的“试金石”。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等FTA协定的谈判，也是中国以开放促改革的新平台。

    “虽然难点很多，但是不管如何，谈判的开始意味着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已迈出了实际步伐。”陈建教授认为，对于中日韩自贸区的前景，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说“谨慎”是因为，“任何谈判都是艰难的，因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中日韩自贸谈判过程可能会是一场长达数年的持久战。” 

    说“乐观”则是因为，虽然已经开展的前两轮会谈可能只是“前哨站”，谈判三方还在互相“试水”，但是从三国开展谈判的频率上看，至少三国在态度上都是积极的。连原本被外界认为还在踟蹰观望的日本，在安倍上台后提出的“国际开拓战略”政策导向下，也开始积极推动中日韩FTA等自贸谈判，以求在更为开放的国际经济市场中实现日本贸易利益的最大化。

    “亚洲路线图”上的重要一环

    近年来，全球新一轮自由贸易协定浪潮主要由美国主导。奥巴马政府在第一届任期内，高调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借此“重返亚太”，实现其出口倍增目标。2013年2月，美国和欧盟又宣布双方将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

    东艳认为，TPP谈判反映的是美国对快速发展的亚太地区经济和政策利益的诉求；TTIP体现的则是，在应对新经济形势挑战中，主导国际经贸的传统发达国家，力求通过携手合作来维持其在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以及全球治理中的主导权。

    TPP谈判的启动，打破了原有的“亚太一体化”进程。“亚太一体化”目前正在两条路线图的竞争和融合中不断演进。一条是“美国路线图”，以TPP为代表。另一条“亚洲路线图”，包括已于去年11月宣布启动的“东盟十国与中、日、韩、印、澳、新西兰”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即“10+6”）谈判、中日韩自贸谈判、中韩自贸谈判等。

    东艳认为，“亚洲路线图”的产生和发展，表明东亚地区对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从被动接受开始转向积极应对。这反映了亚洲各国期待加强在本地区的主导权，以及恢复和推动“亚太一体化”、描绘“亚洲路线图”的决心与共识。中日韩自贸谈判正是这一路线图上的重要一环。

    面对美国“大动作” 中国不必慌张

    作为“亚洲路线图”上的重要国家，中国如何应对美国来势汹汹的“大动作”？

    陈建教授认为，首先在心态上，中国大可不必惊慌，要保持平常心。

    他说：“首先，不管是TTP还是TTIP，这两个谈判都还处在起步阶段，谈判并不轻松，距离谈成更是尚需时日。即使TTP和TTIP都谈成了，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在亚太完全失去机会。世界上的区域性贸易合作和多边贸易合作协定还有很多，退一步讲，即使中国未来被一直排除在TPP之外，也可从其他的贸易合作框架中获得贸易优惠。其次，中美早已互为第二大的贸易伙伴，即使中美不处于同一个区域贸易合作协定之中，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仍然是美国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中美的双边贸易互惠还会继续。”

    在具体行动上，陈建教授认为，中国应该“早做动作”，更积极地参与各类型的自贸区谈判。 

    陈建教授进一步分析说，开放市场对中国有好处已经毋庸置疑，经过加入WTO后的十几年的培育，国内产品的竞争力已经不弱，是经得住冲击的。如今的中国已经有能力适应国际市场。

    另外，在姿态上应该更加积极主动，“最主要的不在于现实的利益获得，而在于参与规则制订，获得发言权”。陈建教授说：“规则的制订者肯定也是规则的受益者，步伐越落后就会越被动。在这方面，中国在加入WTO谈判时已经有了教训。”

    陈建教授同时强调：“态度积极并不意味着不计一切成本。在原则上，中国既要积极，也要稳妥。”以TPP为例，TPP有关政府采购、限制国有企业、劳工和环保标准等要求，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显得门槛有些过高。“TPP是由美国主导的谈判，其规则势必对美国最为有利。对于7月23日刚刚加入TPP谈判的日本而言，要满足TPP的要求，尚且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中国如果仓促加入TPP谈判，恐怕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因此，中国对于TPP还要权衡利弊、审慎观望。”

    中国自贸战略应有目标有重点

    除了积极的姿态，中国在自贸谈判的策略上，也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陈建教授表示，从主观上来说，中国无意与美国争霸；从客观上来说，中国与美国在全球话语权上还存在差距。因此，中国时下并没有发起如TPP一般范围广泛的自贸谈判的意愿和条件。中国的策略应该是，积极利用现有的谈判机制，有目标、有重点地开展自贸谈判。

    陈建教授认为，中国的自贸战略可分3个层次：

    第一，从周边开始，发展地域性的FTA。与周边的国家开展自贸谈判，对于中国而言是首要的，因为地域上接近，成本也相应较小。因此，中国要着力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谈判、中韩自贸谈判以及“10+6” RCEP的谈判和建设，在亚太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与本国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影响力。

    第二，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自贸谈判，包括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

    第三，从与中国贸易结构有互补关系的经济体入手展开谈判。已经与中国达成自贸协议的瑞士、新西兰、智利、秘鲁等都属于这一范畴。据悉，中国与澳大利亚、挪威、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国家和经济组织的自贸谈判，目前也在进行之中。

    回头说到日本和韩国，陈建教授说：“对于中国而言，日本和韩国的角色有多重意义。他们既是我们的近邻，又是我们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中日韩自贸谈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谈判过程也可能比较艰难，但是中日韩自贸谈判的前景仍然是值得期待的。”      

    本报北京8月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