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医药合谋

    人们对跨国药企行贿事件日益关注，且关注点逐渐从深度和细节转移到广度和规模上。有消息称，继葛兰素史克四高管被刑拘后，阿斯利康、赛诺菲、礼来等巨头也遭到了有关部门的“光临”。一场更大的风暴似将临近。

    今年6月底，网上传言，葛兰素史克京、沪两地的办公室被查。迅即外媒报道称，该公司高级财务经理被带走。这立刻引起了震动。作为全球排名第六的药企，葛兰素史克在中国一直是“高富帅”的代表，影响力甚大。7月11日，公安部发布声明确认，该公司涉嫌严重商业贿赂和涉税犯罪，部分人员已遭刑事强制措施，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办。随后，媒体即展开大规模的起底报道。

    尽管人们对医药领域的腐败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当事实摆在眼前仍不免惊诧：高回扣——最高可达药价的50%；性贿赂——医生找小姐都可报销；学术拉拢——帮助发论文、谋取学术地位……按照医生各自的喜好和需求，葛兰素史克准备了相应的“大礼”。该公司甚至宣称，“只有不努力的销售，没有搞不定的医生”。

    这些信息极大刺激了人们的神经。它和跨国药企一贯宣称的“为人类健康而努力”的高大形象如此冲突以至于显得有些荒诞。“这种完全以利润为唯一目标的追求，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为，足以证明他们已经将自己降格到多么低的地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或许得到了利润，但是也搭上了自己的荣誉。”有批评如是说。

    危害当然不止于制药业和医生的名声败坏。正如许多报道已经指出的那样，药企和医生的甜蜜关系酿下的是一杯难以下咽的苦酒，却由无辜的患者喝了下去。数据表明，这种黑金成本将药价推高了两成以上。它很好地说明了国家卫生总费用连年上涨、居高不下的原因。

    “医改3年，中国向医疗领域投入超过1万亿元。可是，医药的合谋部分地消解了这笔资金的效力。从药的一端看，这种合谋体现在企业各种灰色、黑色的营销上；从医的一端看，这种合谋体现在遭人痛恨的大处方、大检查上。事实上，中央政府也意识到，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打破这种合谋，控制费用的增长，财政将很快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有专家分析。

    同时，当医生的处方笔只跟着金钱走，净开些“吃不死、治不好、价格高、回扣多”的药，那么医疗这项技术本身也势必趋于凋零。因为医疗技术是为治疗人类的疾病而生的。很难想象，不以患者病情驱动的医疗技术还会有什么进步。

    另外，作为行业领导者，药企巨头的这种行为不仅让自己丧失了创新的激情——创新是艰苦的，如果靠行贿就可以得到，何必费力气搞创新——也蚕食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扼杀了整个行业的生命与活力。这种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没有哪个行业比制药业更需要创新。

    问题是，何以至此？

    一种解释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有人认为，葛兰素史克这样的跨国药企在其他国家都是“好学生”，进了中国却成了“坏小子”，归根结底，是中国商业的“土壤”和“气候”问题。他们只是被动地入乡随俗而已。

    这种说法遭到各方猛烈批判。它的前提——跨国药企本是“好学生”——根本就不存在。有评论马上就把葛兰素史克、辉瑞、礼来、强生在世界各国犯的事儿全都端了出来，然后问道：“这哪有好学生的样子？”

    不过，无论“橘枳论”的前提是否存在，它关于反思中国自身毛病的推论却是有益的。毕竟谁也无法消灭企业心中那个“私”字，是主动还是被动实难说清。纠结于此，也于事无补。

    有研究者分析，中国医药合谋之所以如此严重，在于两个方向上的失控：一方面，对于药企的营销行为，中国的法规和执法都曾有所不及。这种不及清晰地表现在，当美国政府因为药企在中国“犯事”而施以重罚时，受害地中国却毫无反应，竟然听之任之；另一方面，对于医生的处方权，大多数的规制都成了一纸空文，患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其不构成有效的制约。这造成了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对患者进行掠夺。

    再者，中国医疗服务价格人为被压低导致医生的明面收入甚少。当金钱、享受和恭维在前，理想的丰满和现实的骨感使得他们很难有底气去抵御这些诱惑。何况，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也无法不在他们心灵上形成影响。这一切都导致他们迅速地屈从。当内心的防线也被轻易放弃，内外约束性力量全都淹没在欲望的洪流之中，那么处方笔沦为赚钱工具成为必然。这正是葛兰素史克“没有搞不定的医生”信心的由来。 

    面对医药合谋，一些成功的经验表明，需要“双管齐下”破解之。对于药企的违法违规行为必须明察秋毫，且重典应之，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许多建议者称，在这点上中国需要效仿美国，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罚三五两银子就了事，要让违法者和潜在违法者感到法律的不可玩弄。这正是人们对当前形势的期待。人们希望政府借葛兰素史克行贿事件，对医药领域进行正本清源的行动，激浊扬清，革除积弊，万不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另外一“管”则是对医生的滥权行为给予制止。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这一法则在医药领域也不会例外。因此，在尊重医生的劳动价值（医生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缓）和专业性的前提下，对医生的处方权施以有效的监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也并非完全不能探索。比如对医生处方的统计和公开化即可起到相当的效果。同时，重新构筑医患关系的权力框架，赋予患者保护自身权利更多的办法，都可平衡其中的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