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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TAFE学院毕业以后发什么证书，发不发专业资格证？”“不是很清楚。”日前，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国际合作与比较教育研究室主任刘育锋，在国内一所中澳合作办学的TAFE学院进行随机调查，几名学生与老师的回答让他哭笑不得。
按照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理念，TAFE学院的学生学什么专业，拿什么证书，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都是非常清晰明确的。调查结束后，刘育锋给校方提出建议：“中外合作办学不是在教学楼里多放几张沙发，教室里多摆几张桌子，走廊里多挂一些宣传画那么简单，需要在制度层面进行创新。”
将近一半的中外合作项目缺乏实质性内容
近几年，国内高职院校都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创新，要改革创新就要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可是，一说学习、考察，就是美国社区学院或者澳大利亚TAFE学院，这种唯美国、澳大利亚模式是瞻的现象令人忧虑。
因为，我国的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院校分别只能提供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而澳大利亚TAFE学院作为一种学校的形式，既可以提供一级至四级职业资格的课程，也能提供职业教育研究生等高级文凭课程，相当于中国每个层级的学校、不同层次的学历全提供。
美国社区学院与中国的高等职业院校也不一样，其有三种功能：第一种功能是提供我们所说的职业教育，第二功能是提供普通教育课程，第三种功能是提供闲暇教育与兴趣课程。美国社区学院的职业教育也像澳大利亚的TAFE学院一样，提供初级、中级到高级课程。
“德国双元制是一种办学与教育模式，澳大利亚TAFE学院和美国社区学院是一种学校的形式，现在国内很多高等职业院校还没有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就在一窝蜂地上马。”刘育锋研究员说。
对于这种现象，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陈文辉也深有同感。“在一次哈佛大学中美校长论坛上，中国高等职业院校长发言中的一些词语，连英语翻译都无法翻译出来。”
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的一份新世纪以来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报告也证实，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活动很多，但是，实质性的合作并不多。据统计，自2000年到2011年，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有861个。其中，国家层面的占15%，省市层面的为8%，职业院校层面的占77%；与欧洲开展的职业教育与合作活动最多，占活动总数的50%；其次是大洋洲，占活动总数的23%。
以新世纪前十年374个职业教育重大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为例，德国达到102个，澳大利亚为81个，美国18个。其中有12%是签订合作协议，26%属于合作办学，16%开展合作项目，46%属于一般性交流与访问。
合作办学不是搭一个平台把学生送到国外那么简单
某高职学院中外合作办学的TAFE学院采取“2+3”模式，即学生前两年主要以通识课程与专业基础英语课程为主，后三年主要学习澳大利亚提供的核心专业课程。
“英语占那么大的权重，职业院校学生能学得好顺利毕业吗？难道将来会在澳大利亚工作？”陈文辉说，目前一些中外合作的TAFE学院在设计课程体系时还是考虑把学生送出去，到澳大利亚上本科。
可是，这些中外合作TAFE学院的学生毕业以后不是在澳大利亚就业与工作，还得回到中国发展。那么，他们所学专业与中国区域经济、行业企业结合度问题，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培养，以及收费等问题如何解决？显然，办学者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从上世纪80年代我国与德国进行“双元制”试点合作开始，中国职业教育中外合作项目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引进世界先进职业教育理念、方法与经验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一种制度的试点，不能说是成功的。”刘育锋表示，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与经济背景，以及一整套完备的制度，这些条件我们国家并不具备，难免面临水土不服的境地。
山东潍柴职业学院院长丁建庆说，学院前身是1979年建立的一所技工学校，1989年成为全国首批引进德国“双元制”办学模式的职业院校。不过，同一批试点的部分学校因坚持不住半途而废了。
中外合作办学从教育理念与课堂教学形态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此，中国高等职业院校准备好了吗？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主任吴雪萍说，她在参加意大利与中国职业教育合作对话过程中发现，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不是把学生当作一个劳动工具来训练，而是强调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把学生发展摆在第一位。
“职业教育要讲究就业，但不能把就业作为唯一追求的目标。”教育部职成司原司长杨金土表示，年轻人在职业院校学习生活三五年，要为今后三四十年的工作、生活打下坚实基础。
因此，职业院校要协调解决好学生发展的六个关系，即解决短期学习与长期工作、生活的关系；职场表现与学习能力的关系；职业院校组织改进与学生个人成长的关系；职业院校学生量的积累与职业教育质的变化关系；学生个性发展与普遍发展的关系；学生埋头苦干与人生愿景的关系。
现在重复引进一些浅层次的合作项目
“中国职业教育界从上世纪80年开始引进德国双元制，到现在效仿澳大利亚TAFE学院、美国社区学院，还是处于比较浅层次的合作。”刘育锋研究员表示，目前高等职业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处于散兵游勇状态，重复花钱引进商务、会计、法律等三产专业，对国内需求量比较大的一产、二产专业鲜有关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量越来越多，项目质量却没有实质性的提高。
据透露，到目前为止，国家制度层面上没有出台一个有关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指导意见，也缺乏相应的设计、指导与协调机构，没有统一机构与国外进行对等谈判，从而出现中国高等职业院校对国外某些职业教育项目不断付费引进的现象。
德国、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有着历史的延续，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各有千秋，很难说哪个国家的职业教育模式最适合于中国。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认为，在教育国际化过程中，中国职业教育要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办学理念、管理理念与成功经验。
比如，校企合作，关注人的成长与体系构建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的；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经济激励机制、教师能力提高、学生指导等则需要进行本土化。
“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表现不一样，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制度与方法进行本土化。”刘育锋举例表示，学生本位的特色之一就是小班化教学。虽说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GDP还是比较落后，如果要对3000多万职业院校生进行小班化教学培养，校舍面积、师资力量与设备装备都要翻一番，国家财力将不堪重负。
对于职业教育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不能寄希望于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引进“核心课程包”、“资格培训包”就能迎刃而解。陈文辉认为，要建立中外合作办学及课程建设指导机构，对高等职业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目标与学生培养全过程进行系统设计，对课程引进、消化、吸收与创新，才能最终实现国外先进教育资源本土化的目标。
本报记者 李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