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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到2005年8月是樊建川一生中最忙碌的日子，他花了9个月时间在四川安仁古镇建了5个博物馆，中国最大的民办博物馆由此诞生。如今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已经拥有24个博物馆，分为抗战、红色、民俗、地震4个系列，馆藏文物超过800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29件。
近日，樊建川携300余件抗战文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展览，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樊建川自传《大馆奴》同时首发。樊建川认为，历史产生过很多碎片，今人收集的碎片越多，后人就越可能把历史完整衔接。“我要做历史的奴隶，把碎片捡拾起来。”他说。
车奴、房奴?我愿意做馆奴
樊建川当过知青、参过军，在大学教过书。他坚持要用“大馆奴”为名：“现在社会上有房奴、车奴，我愿意做馆奴，把毕生精力都献给博物馆。”
“馆奴”的称谓名副其实——樊建川人生的3次选择，在旁人眼里都不可理喻。一是不当大学教师，到宜宾政策研究所当干事，高收入变成低收入；二是辞去宜宾市副市长后到外企打工，金饭碗变泥饭碗；三是把半生奋斗赚的钱，全部投入了只赔不赚的博物馆事业。
樊建川收藏的800多万件文物中，95%以上是花钱买的。他为此耗尽十几年经商的积蓄。但也有买不到的文物。他不惜“巧取豪夺”。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樊建川到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参观时，看到蒋经国办公桌上的笔筒里插了好几支毛笔。于是他一边说“蒋经国在抗战时也做了不少事”，一边直接拿了一支毛笔插到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台湾的陪同人员急了：“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样，下次专门给你带去……”旁人看到如此作为，真哭笑不得。
留存多元的民间记忆
收藏家马未都曾经两次参观建川博物馆，他对樊建川“用文物表现历史”的做法十分认同。“我们强调用证物说话，因为‘主观的历史都是胜利者的描绘’，只有证物才能呈现真实的历史。”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认为，樊建川最重要的贡献是“收藏了民间记忆”。“在中国，国家记忆往往显得一元化。”秦晖说，“每一种记忆都有独特的角度，要保证民间记忆有多元的呈现、多元的发展。”
樊建川为抗战时期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军人设立了“不屈战俘馆”，秦晖对此特别赞赏。他说：“我们曾对战俘有偏见，觉得他们为什么不牺牲。用‘不屈’作标准似有待商榷，但只要战俘不叛国，就应该得到尊敬。”
樊建川的父亲也曾是一名战俘，所以他对战俘的命运特别关注。因此，专门提出“抗俘”这个概念。“为赶走日本侵略者，战俘也有贡献，但却遭受了太多误解，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
抗战文物一直是樊建川收藏的重点。现在，他拥有全国最大的抗战图片库。其中，除了“不屈战俘馆”外，还有“正面战场馆”、“飞虎奇兵馆”、“侵华日军罪证馆”等共计10个展馆。导演陆川在拍摄《南京！南京！》时，就在樊建川的博物馆里驻扎，200多万件抗战文物为电影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细节。樊建川说：“我建博物馆是为了记录历史、还原历史。更重要的是，我想让每颗心灵直面民族创伤，让战争记忆成为民族的思想资源。”
想建“文革”博物馆
巴金曾在《随想录》中提出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樊建川也想，甚至正在付诸实施。其实，在建川博物馆聚落以“红色年代”命名的3座馆中，“文革”时期的瓷器、生活用品和章、钟、印等文物已经有所展出，但樊建川觉得还不够丰富和深刻。
曾当过“红小兵”的樊建川对“文革”记忆特别深刻；上个世纪80年代，他开始反思；如今，他回归理智。樊建川在20多年中收集了“数以吨计”的“文革”时期的武斗材料，特别是照片，它们呈现了“血雨腥风、毛骨悚然”。“等条件成熟，最应该建的是‘文革·武斗’博物馆。”樊建川说：“‘文革’已经过去30多年。如果再有30年的时间，也许人们会对‘文革’有一个更加全面、理性、贴近事实的判断和认识。建立‘文革’博物馆，不为追究旧责，只为避免新灾。”
早在2007年，樊建川就立了遗嘱，未来将他的博物馆全部捐给国家。他甚至对女儿说过“今后参观博物馆要自己买门票”的话。现在，他在努力建立新的博物馆——一个真实的目标是建到100个。樊建川说：“生命的价值在于不但去说，而且去做。这100个博物馆不是口号，是梦想。现在不是都说中国梦吗，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在《大馆奴》书的尾声中，樊建川写道：“我本质上是个军人，当兵的人第一不怕牺牲，第二敢于冲锋，第三有担当精神，第四崇尚荣誉，第五没有财产……我觉得13亿中国人，有12亿，甚至12.5亿都应该过平淡而正常的生活。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去作牺牲，就像谭嗣同、张志新一样。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
本报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