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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舆情监测室今日发布的首期《中青月度舆情指数》显示，7月，20件重大公共舆情事件中，有8件政府应对达到了合格线。
其中，浙江萧山冤案改判、广西贺江水体污染和公安部调查跨国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综合满意度位居前三，平均得分75.3分。而临武城管打死瓜农事件、湖南前企业家曾成杰被执行死刑和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涉嫌强奸案，均排名“垫底”，平均得分26.8分。
耐人寻味的是，前两名的信息覆盖率均不超过40%，但官方做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而最末两个事件的信息覆盖率极高，官方应对的能动性能打71分，但为何走入“死胡同”？
贺江水污染事件如何“反败为胜”
萧山冤案改判和贺江水体污染事件，有一个共性：它们的信息覆盖率不高，但官方应对能动度、回应到达率都能达到70分上下，答复识别率平均得分80.8分。
“五青年蒙冤入狱17年”、“冤案制造者大多已升迁”……“贺江惊现死鱼群”、“贺江水质镉超标1.9倍、铊超标2.14倍”……中青舆情监测室注意到，两起事件并非一开始就处置得当，但波折之后，两地政府机关对舆情及时、诚恳的响应让他们赢得了理解。
以贺江水污染事件为例，7月6日，贺江水污染事件经各大媒体报道后，迅速吸引关注目光。7日，贺州市副市长回应称“饮用水经过处理后，不会对民众生活起居及健康造成影响”，此言论没有降低舆情热度，反而引起各方质疑。中青舆情监测室发现，当天相关舆论总数接近1万，37.1%的网民质疑有关部门渎职，没有及时发现水质问题，“（难道要）测地震靠狗，测水质靠鱼，测食品安全靠人？”
但局势从7月8日起开始“逆袭”。8日，贺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水污染涉事的企业主已被刑拘，环保部长、市长公开道歉，舆情开始回落；9日，中国新闻网刊文追问，事件告一段落后，还会不会“人回厂开”？地方政府相关负责人担何责任？10日，贺州市迅速发布决定，水污染事件5名相关责任人被停职，“人回厂开”猜测被堵住。
至此，贺州市政府用4天时间，完成了对一起环境污染负面舆情的有效回应，指数显示其舆情满意度达74.8分。而它所凭借的主要“武器”，不过是及时面对质疑——真诚回应追问——迅速启动问责这个简单的三段论。
浙江萧山案改判能获78.4高分，也得益于法院“没有把民意当瞎子”。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表示，“万分之一的错案”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公平”。但知错就改，有时并不容易做到，比如聂树斌案依然“云遮雾绕”。其中不排除因法院难以确定真凶而无法断言为“错案”的考虑，但更多的公众开始怀疑，司法机关是不是在将错就错？在此背景下，浙江法院系统能对陈年疑案真诚认错，自然赢得掌声。而且，在权威性、有效性和可信度上，没有比知错就改的声明更好的正面教材。
贺州市市长对水污染事件发布公开道歉书，也是其舆情满意度能得高分的主因之一。环保部门的道歉在预料之中，但市长本人公开道歉，这个“自选动作”，契合了当下民意希望看与更高负责人有担当的心理需求。随后，查处责任人，紧接着发布“水质安全”的信息，逻辑上环环相扣，步步为“反败为胜”铺路。
正如网民“天天数码狂”所评论的：“错不可怕，可怕的是动用所有的力量、权力来掩盖错误。真正的伟大不是不犯错，而是知错就改。”
“不怪凶手怪政府”风向须警惕
马连道超市杀人案、大兴男子摔童案、广西计生局血案、冀中星机场爆炸案，在7月中青舆情指数调研的20件最热公共舆情事件中，肇事行凶事件占4起。而5个群体对政府机关应对的综合满意度，最高给68.3分，最低给50.7分，“认同度平平”。
中青舆情监测室发现，4起事件中，官方的应对能动度均不低，平均有66.5分；但回应达到率却较差，平均不足54分，即网民对官方的回复“收不到讯号”。
比如广西计生局血案，事发当日就传出“该男子的妻子超生遭堕胎”流言，但当地警方次日便予以否认，明确表示，作案原因是由于该男子未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东兴市计生局暂缓为他的第4个小孩办理入户手续而起，并带肇事者去做了精神鉴定。但有46.2%的受访者在问卷中表示，“不知道流言之后的事情”。
中青舆情监测室还发现，4起事件在答复识别率上，被“一分为二”：马连道超市杀人案、大兴男子摔童案的平均识别率达68.3%，但冀中星案和广西计生局血案的平均识别率只有48.1%。有受访的政府公务员和意见领袖甚至表示，在前两起事件中，警方基本能迅速控制凶手、安排救治受害者，官方应对可称满意。但后两起事件，官方应对却陷入“说了做了舆论也不信”的困局。
同为肇事行凶类突发舆情事件，为何“同案不同感”？中青舆情监测室注意到，与精神病患肇事和个体偶发的摔童案不同，冀中星案和广西计生局血案背后，均有“社会问题”打底。舆论对凶手的“高度同情、低度谴责”，“不怪凶手怪政府”的舆情风向，使官方的后续应对显得格外艰难。
冀中星制造爆炸案，背后有多年上访问题“打底”，中青舆情监测室随机抽取1000条网民意见发现，57.3%网民反思多过谴责。如网民“笑话天天看”在腾讯微博上留言：“又是一桩无法申请的怨案，有多大冤情，会让遇难的残疾人士值得用生命来泄愤？”
广西计生局血案背后，同样潜伏着“大月份引产”等沉疴，与6月福建厦门陈水总公交纵火案相似，事发之后，大量媒体聚焦于肇事者，很快，他们的遭遇连同遭遇折射的深层社会问题被全国所关注。如果说以往公众对肇事行凶者，至多是“略微同情”，那么现在，随着社会矛盾的复杂化和对一些地方政府片面维稳的反感，公众不再心平气和。广西计生局案件、冀中星案件都证明，在减轻对犯罪者的谴责后，公众把不满投向了政府。
作为执政者，长期无视弱势个体的合理诉求，就会为此埋单。意见领袖“大鹏看天下”说：“不以人民利益为上，制造官民紧张，才有无数的定时炸弹隐藏在民众当中。”“胡萝卜加大棒”的维稳思路再不改改，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临武城管事件和曾成杰案为何走入“死胡同”
本月中青舆情指数显示，5个群体对政府机关在“临武城管打死瓜农”和“湖南曾成杰被执行死刑事件”中的应对满意度，均跌到谷底。11.6分和27.3分，可谓惨烈。
单论信息覆盖率，两起事件均在70%以上——关注度极高；而其官方答复的识别率，却都不超过25分——回应的可信度极低。鲜明对比之下，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中青舆情监测室认为，两起事件相关政府机关应对的共性在于，步步紧跟，却“步步失心”，一错再错，直至“自断后路”。
7月17日，临武县城管涉嫌用秤砣打死瓜农一事经媒体报道后，立即引来公众强烈谴责，尤其是城管“要打就打死”等冷血言语广受诟病。18日，临武县又出动警方涉嫌暴力“抢尸”并殴打记者，助推舆论飙升。18日下午，临武县官方出面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没有证据显示瓜农系城管殴打致死，正在进行尸检，并对涉事城管进行了处理。然而，“迟来的尸检”已不能平息舆论，相反，相当部分网民表示了对尸检结果的强烈不信任。
“先是执法上简单粗暴，出了事先偏袒自己的工作人员，然后百般遮遮掩掩，事情闹大了，再出来道歉处理当事人，非得分这四个步骤走吗？”网民“不沉默的大多数”这样评价临武县官方在此事上的作为。
曾成杰被判死刑事件中，法院系统的应对同样方寸大乱、章法尽失。
曾成杰是原湖南某房地产企业总裁，曾在政府支持下融资，为吉首市建设形象工程。后资金链断裂，于2011年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非法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但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一直未下达。7月12日，曾成杰之女在其微博上忽然宣称，刚得知其父已被执行死刑，“家属没有机会见最后一面”，并质疑法院仓促处死曾成杰，是为掩盖“政府曾鼓励集资”、“贱卖其资产”等事实。7月13日～14日，长沙中院、湖南高院等接连发微博及通稿澄清，但未消除舆论声浪，司法公信力急剧下跌。
两起事件的官方应对，不可谓不“快”，但为何“越描越黑”？
中青舆情分析师认为，走入“死胡同”的第一步，都是公权力的强势与傲慢。在真相不明时，官方冷血言语极易“激活”官民之间本已存在的心理鸿沟。临武城管执法时说“要打就打死”，警察对看守尸体的群众说“不让路就死”，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再拍就死”，长沙中院在法律明确规定“法院在执行死刑前，应当告知罪犯有权会见其近亲属”时，却发微博声称“法律无此规定”，拒绝对话的强势姿态，招致公众普遍反感。
走入“死胡同”的第二步，是以遮掩代替道歉。处理涉及生命的舆情热点事件，官方的人性和诚意至关重要。但临武官方一边宣布深入调查，一边又出动“抢尸”；一边殴打围观群众，一边要求家属“顾全大局”。而长沙中院在处死曾成杰的问题上程序瑕疵在先，却先在微博上曲解法律，后自食其言，最后以“一线微博管理人员能力不够”推卸责任，步步澄清、步步不清，反而易予人“用恶行去掩盖真相”之感，推高质疑并不令人意外。
走入“死胡同”的第三步，是涉嫌“施压”当事人，被指制造虚假舆论。临武瓜农女儿一度发微博“感谢政府”，后来被曝光微博非其本人所发；曾成杰之女微博一度“为自己的不理性道歉”，亦令公众生出“法院施压”疑窦。一位自称学心理侦查的网民“小陈同志微博”说：“一开始我就不信，这些政府官员如今还想继续掩盖、隐瞒事实吗？建议省厅出面调查。”
看来，相关政府机关在突发事件面前，只是求“快”不求“质”的回应，已经越来越难让人“买账”了。一些地方看重舆情、试图平息舆情的心情，公众看得见，但若“好钢没用在正道上”，恐怕只会离初衷越来越远。
本报北京8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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