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事情已经过去3个多月了,但回想起4月27日下午的那场事故,郝钢和妻子还是像做了场噩梦一样,不堪回首。
“在撞上前车的那一瞬间,两个安全气囊同时爆出,我妻子手里的笔记本电脑也爆炸了。”有着20多年驾龄的郝钢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情况。当时,是2013年4月27日下午3点左右——他一辈子恐怕都忘不了——他驾驶着保时捷卡宴Turbo走上一条不归路……
迈上艰难维权路
被追尾的是一辆丰田普拉多,当时车上一共有4个乘客。万幸的是,两辆车都没有发生人员伤亡。追尾事故发生大概20分钟后,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潭邵大队的袁警官和拖车先后赶到现场,询问并进行了现场拍照。
“当时,我对撞车的原因感到疑惑不解,对方司机的话提醒了我——你的车这么好,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是不是车子质量问题?”郝钢说,他下车后打开引擎盖,此时发动机已熄火,车引擎内有少量浅蓝色烟雾冒出,地上流出蓝色液体。“我从小练习武术,身体素质过硬,开车没有任何不良习惯,20多年从未发生大的安全事故,我不相信是自己开车问题造成了事故。”
意识到有可能是汽车本身的问题造成这次事故,郝钢马上对车辆进行了保护,也没有对车辆进行再次启动,并向潭邵大队提出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性能检测。“我清楚地记得,拖车时工作人员要我到驾驶室挂上空挡,我转动钥匙但是没有发动,刹车还是很硬,踩不下去,挂空挡也挂不进,我看到手刹亮红灯,去松手刹,但手刹松不了,拖车工作人员说他来操作,结果他也无法挂入空挡,只好直接拖上去。当时4个轮子都是抱死的,直接摩擦地面强行拉上拖车的。”郝钢说。
经过潭邵大队的委托,由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车辆安全性能进行鉴定。“当时交警跟我讲,无法找出事故原因的可能性很大。但我认为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成功率,我也要讨一个说法,还自己一个清白。”郝钢说。
车拖到长沙保时捷4S店后,郝钢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车必须停放在有摄像头可以监控的地方;二是由双方一起封车,主要原因是以防单方面动车,为日后鉴定保留最原始、最真实的事故车辆碰撞记录。“刚开始他们停放的地方虽然有摄像头,但摄像头是坏的,他们根本没想到,我会那么细心,还跑到监控室去看录像。当时我就发怒了。”
郝钢说,刚开始,4S店以为他就是要“弄点钱”,一直不重视,以各种理由拖延,直到后来看到郝钢态度那么坚决,才不得不同意对车辆进行检测。此时,据事故发生已经过了一个月。
鉴定报告:先熄火再追尾
为了保证检测结果的客观、公平、公正,检测前,郝钢要求,对每次的会议沟通都做文字记录并由三方签字,同时进行了摄像。特别是5月28日检测当天,郝钢强烈要求,保时捷德国或保时捷上海总部必须派人参与车辆检测,并对整个检测过程全程摄像,以防日后单方面不认可鉴定结论。
受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邀请,长沙理工大学教授袁翔全程参与了保时捷事故车的技术检验鉴定。“我们有95%的把握确定这辆车是熄火后发生的碰撞。”袁教授告诉记者,之所以还有5%的不确定因素,是因为4S店的不配合。“我们想做第二次、第三次的检测,我们需要事故车碰撞时监测仪器的详细数据,我们希望能模拟发动机皮带轮之间的擦痕实验,这是找出事实真相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但长沙保时捷4S店拒绝了。另外在三方对事故车发动机的检验中,发现冷却风扇支架与发动机皮带轮之间只是有轻微擦痕,如果发动机没有提前熄火,擦痕会很深、很明显。”
同时主持参与本次鉴定的湖南大学汽车检测专业教授殷其华也对长沙保时捷4S店的表现提出质疑:“在进行鉴定的时候,我们提出要用我们的仪器进行检测,但4S店却以,保时捷的车必须用自己的仪器检测’为由,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在对事故车辆进行鉴定的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湖大司法鉴定中心曾经四次向4S店要求:“调出该事故车电脑中存储的与事故相关的数据,包括全部故障信息、故障内容。”保时捷中国技术部负责人何彦却以“数据只有仪器供应商才能提取”为理由拒绝。“在我们最后一次提出要求的5天后,保时捷方面终于拿出了数据。但没有三方共同在场,单方面给出的数据我们不会认可。”
“如果产品没有质量问题,为什么不能配合我们进行检测呢?”袁翔教授说。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潭邵大队杨云之也表示:“对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报告,警方表示完全认同。”
保时捷:卡宴没有质量问题
在保时捷中国给出的《事故声明》中,对于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果全部予以否定:“根据事故现场的碰撞位置,我们判断该事故是由于驾驶员预判错误导致刹车不及,为避免正面撞击而主动把车开到紧贴绿化带位置,用其右侧车头撞向前车。随后因为该车有事故后自动切断发动机运行的功能,使客户有无法操作方向盘和刹车硬的感觉。要知道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可能仅有1~2秒的时间,加上发生事故时气囊引爆会对客户头部有直接的冲击,这可能是导致客户把事故发生后的感觉误认为是事故发生时的体验。”
声明称,从现场检测和该车车辆日志纪录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确信,该车的转向系统与制动系统在事故中工作正常,并且我们从相关的控制单元里发现了记录事故发生时车辆内部控制单元的通信过程,我们可以确认该车在事故发生前转向系统与制动系统工作正常。
与此同时,长沙保时捷4S店还给潭邵大队发函称:“关于潭邵大队委托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湘A3HA09车辆作出的湖大司鉴中心[2013]汽鉴字第2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湖大司鉴(2013)092号《补正函》,我方均不予认可。我方认为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明显有悖于客观事实,并且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员非常不专业,根本不了解保时捷汽车的构造。为确保车辆责任事故认定的客观、公平、公证,我方希望潭邵大队不要依据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错误的鉴定结论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就此,记者试图采访保时捷中国公关部门负责人孙洁,她却以不了解此事为由拒绝采访。在记者提出采访一直负责此事的何彦时,她也拒绝给出联系方式。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认为郝钢说得有道理,厂家说得也有道理,但车辆到底有没有问题,我无法作出判断。”长沙星利捷保时捷4S店总经理漆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经销商的角度来说,我一直希望郝钢能够走正常的司法程序,与保时捷中国对簿公堂。让法院给出一个公平公正的解决办法。”
对于湖大司法中心提出的“隐瞒数据”、“不配合检测”的说法,漆赤予以否认。“这是由于知识产权方面的原因,没有当时向湖大提供有关测试仪里的数据。在请示完厂方的同意后,我们已经主动将数据和详细的解释提供给了湖大。”
对于湖大提出的进行摩擦试验和第二次检测等要求,漆赤表示,4S店方面已经完成了湖大的鉴定调查配合,没有义务继续协助工作。“还是那句话,只要郝钢走司法程序,这一切都好办了。像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这样的机构,全国有很多家,同济大学有,清华大学也有。湖大不可能了解世界所有车辆的参数和性能,希望郝钢和保时捷中国找到更具权威的鉴定机构进行检验。”
“中国人的命难道就那么不值钱?”
“我6岁习武,8岁拜师学少林拳,17岁服役南海舰队某部队,属对越自卫反击战参战部队,1985年获得全国散打比赛56公斤级冠军,1993年创办李小龙武术学校,1996年赴美国深造学习李小龙截拳道,是李小龙第二代弟子。”每次说到这里,郝钢就愤怒不已,“上世纪60年代,李小龙就在美国创立了截拳道,用真功夫赢得了尊重,证明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为什么到了21世纪,中国人的维权却还如此艰难?难道中国人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
郝钢说,从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在整个维权的过程中,他完全体会不到保时捷当时所说的“顾客是上帝”的感觉:先是推诿、拖延,司法中心的鉴定报告出来后,保时捷又完全无视;给保时捷总部写的信也没有收到一次回复;找到发生同样问题的卡宴车主,却被告知和厂家签订了“保密协议”,不方便协助……
“如果是在美国、欧洲等国家,这样的事故肯定早就有结论了。中国目前就是没有权威的鉴定中心,可以给出厂家无法推翻的鉴定报告。现在无论哪儿的鉴定报告,保时捷都可以说,我们不承认。”郝钢说,事到如今,已不是损失一辆车的问题了。“我在维权这件事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早就超过了这辆车的价值。保时捷去年在中国一共卖了3万多辆,我这次幸运地捡了一条命回来,但开着这款车的那么多人,下次还能那么幸运吗?”
袁翔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发出感慨:“那些汽车巨头在美国出了错马上就能召回,在中国为什么就可以肆无忌惮一拖再拖?为什么中国的法律法规,一碰见汽车洋品牌就蔫了?”
通过这件事,郝钢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消费观。“以前总是盲目迷信国外豪华品牌,认为越贵的东西就越好,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人的消费观念真的应该改改了!”
事故现场图片、交警事故认定书、湖南大学司法鉴定意见书、数十份保时捷故障车的新闻报道……如今,郝钢和妻子仍然拿着一大摞材料,走在艰辛的维权路上,尽管保时捷对他们手中的鉴定并不承认。“如果保时捷不给一个说法,我们誓不罢休。”郝钢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