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暑假我的家

    吃棒棒冰还是看电视？对于6岁的小雨萱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疯得满头大汗的她，站在露着土坯的堂屋里，渴求地望着妈妈。

    这是姥姥和妈妈各自开出的条件，暑假，留在乡下陪姥姥可以每天吃一根棒棒冰；而跟妈妈回县城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要上，但被允许每天看一个小时电视。

    最后她涨红了脸说：“我要回家。”大人逗趣道：“这就是你家啊。”雨萱急了：“这是姥姥家，我家在上派。”上派是安徽省肥西县城所在地。和很多正在崛起的中西部城镇一样，那里四处工地林立，“沃尔玛即将进驻”的标语醒目地刷在拔地而起的楼盘外，从省城合肥一路西进的轻轨也即将抵达。上世纪90年代末，雨萱的妈妈高中毕业便到上派打工，最终在镇上安了家。

    雨萱姥姥的家是一个传统的小村庄，村民还保留着给新生儿“做九日”的习俗，家中第一胎孩子出生九天时，亲友们都要携带母鸡、挂面、红糖等礼品来吃喜蛋；清明时，人们也还会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祭祖，不时炸响的鞭炮声，层层叠叠地回荡在这个偶尔喧闹却常年空空荡荡的村庄里。

    每年暑假，村子就会又喧闹起来。随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们回到了故乡，田埂上、水塘边，到处是他们的尖叫声。雨萱原本也是盼望着回姥姥家的，不过3岁半时，她迷上了动画片；5岁起，她几乎每天都要去摆满五颜六色零食的超市转转；今年，她学会了上网。越来越依赖现代生活的她，渐渐不喜欢这个没有空调、没有自来水、没有数不过来的电视频道、没有网络，只有泥巴可以玩的姥姥家了。

    更重要的是，村里的小伙伴儿也一个个地离开了。村小组西头的小勇和打工的父母去了西安，隔壁的堂兄妹一家在省城合肥买了房，秋天即将入学的雨辰也要跟打工的父母到城里去念书了。本该热热闹闹的暑假里，被大人称为留守儿童的马家姐妹、汪家小哥哥也去了上海和摆水果摊儿的父母团聚。

    在绵延的乡土风情画卷上，留守儿童像一个巨大的墨点刺激着飞速发展的社会。尽管，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者意识到儿童成长中“陪伴”的意义，再苦也要将孩子带在身边，但是，更多的孩子被留在了家乡。位于贵州毕节金沙县岩孔镇的上山民族学校，是一所苗汉双语学校，覆盖了一个行政村13个村民组。学校目前有在校生174名，他们大多是留守儿童，长年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即便在假期，也鲜有机会走出山区跟在外打工的父母团聚。

    雨萱是幸福的，在姥姥家长到3岁后被妈妈接回了身边。离开村子的那天，雨萱没有哭，蹦蹦跳跳地走了。姥姥站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大声喊着：“过两天回来啊”，两旁是已经没过了膝盖的水稻。

    故乡在出走的童年中渐行渐远，我们出发的那些地方，正变得模糊起来。

    14岁的藏族少年多杰昂秀从小在西宁念书，现在在兰州学习民族舞蹈。故乡，对他来说，是假期里和家人短暂的团聚。祖祖辈辈生活在草原上的父亲红巴，慈爱地端祥着喉结已经微微隆起的儿子，他知道，身后这片美丽而寂静的草原已无法留住少年炽热的心，儿子终究会留在大城市。但他希望，在儿子的心里，“美丽的草原永远是他的故乡。”

    紧邻雨萱姥姥家的双枣村，从年初起便整日机械轰鸣，以整村推进为重点的新农村规划和建设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随着推土机消失的还有原本已逐渐褪去印记的乡村传统。

    对不愿意回到乡下的雨萱们来说，童年在哪里都好，只要有爸爸妈妈的呵护、爷爷奶奶的娇纵，哪怕只有一处铺着废纸箱、堆满鸡蛋筐的铁皮屋作游戏室，也是快乐的。3岁半的小茹就是在这样闷热的铁皮屋里度过暑假的。小茹来自江苏徐州，爸爸妈妈在北京街边经营着一个早点摊，这是一家人主要的收入来源。早点摊位于一个公交站牌旁，每天来买早点的人很多，忙起来，爸爸妈妈便顾不上小茹。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小茹已经习惯了独自做游戏，习惯了在幼儿园里和老师说普通话。只是，不知道长大后的某一天，小茹是否也会突然盯着登记表上的“籍贯”一栏而发呆，那时，她也许会怀念起记忆中只沉淀了快乐的故乡。

    也许，这个暑假，真正该回到故乡，脱掉皮鞋像孩子般撒野的，是已经不再童真的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