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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跟着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的贾立群主任当了一天助理医生。
8月，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开展了“相约守护”医患双体验活动，提供了20家市属医院的186个医务体验岗位，覆盖了医、护、技等各专业。各新闻单位的记者，以及来自国企、外企、高校、研究机构等各领域人士，走进医院当专家助理、提供医疗服务。同时，各家医院的院领导也要以普通患者身份到其他医院实地体验。
9点，记者见到了刚开完院中层以上例会的贾立群。贾主任的白大褂下面的两个兜，左侧的缝着，右侧的开着口，但上面还挂着线。贾主任为了拒绝患者感谢他的红包，白大褂的兜一直是缝起来的。
就在记者等贾主任时，儿童医院的一位院领导准备作为一名普通患者到友谊医院去实地体验。他因感冒咳嗽很久，想去看一下内科。但出发前，他很担心挂不到上午的号了。因为此时的北京儿童医院，无论是门诊大厅的挂号窗口还是各诊室前，都已经排起了长队。
他们大老远来，能加就加上吧
穿过到处都是小患者和家长的楼道，记者和贾主任来到门诊大楼的二层超声科。还没走到门口，就被家长包围了，一张张B超单递过来：“贾主任，你看能不能给孩子看一下？”“贾主任，我们昨天晚上从外地赶来，您给加个号吧。”……
贾主任停下来，在几张单子上面签了字，家长不停地道谢。
贾主任走到超声室最里面的房间，已经有小患者在等候。
这是一个从厦门来的10岁小男孩，曾患淋巴瘤，两年前在北京儿童医院做了化疗并手术，现在来复查。贾主任仔细检查了他的左右颈部、胸部和腹部，只在颈部发现了几个不太大的淋巴结。贾主任又让助手从计算机里调出这个孩子以前的病例，对照表明，恢复得不错。听到贾主任的结论，男孩的父母连声说着“谢谢、谢谢”。
这是贾立群最喜欢看到的情况：小孩来复查，身体恢复。但是，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来到北京儿童医院，点名或其他科室的医生指定让贾立群查B超的，都是从各地赶来的疑难病例。
下一个小患者是个河北小女孩，5岁，很瘦，B超显示，她腹部竟然有一个相当于成人两个拳头大小的肿瘤。贾主任判断这是恶性的神经母细胞瘤，需要先化疗后再依情况进行手术治疗。女孩的妈妈一下子哭起来。
像这种检查，往往都是患者带着CT甚至是核磁片子来的，这个小女孩也不例外。但是门诊或者外科医生还是建议他们再让贾主任做一下B超检查，听听他的判断。
在医院越来越多地依靠先进医疗设备诊断的今天，为什么贾立群的B超报告，还有这样的地位，甚至患者看到医生开的B超单上写着“贾立群B超”，误以为是个机器的品牌，而点名要来做“贾立群牌B超”呢？
贾主任说，儿童病种与大人不同，发病原因也不同。像消化道、泌尿系统、肾脏、肝脏等先天性畸形，小儿阑尾炎、肠套叠、肠梗阻等急腹症需要医疗设备做检查，其中高频B超是最好的，可以看清细小部位，还没有辐射。因此，医院收治新生儿后，都要先做头部和腹部的B超检查。
但是给孩子做B超难度很大，特别是腹部检查。探头压在孩子身上重了，孩子会哭；轻了，又看不清病变，而且探头上冰凉的耦合剂也会让孩子惊醒和哭闹。当初被从其他科室抽调来筹建儿科B超室时，贾立群在自己身上反复试验，发现用来给大人检查颈部的小器官探头效果最好，清晰度高，能发现许多不容易看到的病变。如今，这种探头被推广到很多地方的儿童医院，贾立群同时传授给他们的是，探头上的耦合剂要捂热了再给孩子抹上。
10点左右，一个两岁多的小女孩做了B超后，被贾立群判定是神经母细胞瘤。贾立群问女孩的母亲，是不是双胞胎？这位母亲很诧异，回答说是，但另外一个因为先天畸形没有留下。
原来，在贾立群与B超打交道的20多年中，有一对儿双胞胎小姐妹让他印象深刻。双胞胎中的老大在2个月时突发肝脏肿大，辗转来到儿童医院，B超发现孩子的肝脏布满了小结节。这种表现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肝脏血管瘤”，另一种是“恶性肿瘤肝转移”。但两种诊断在治疗方法上却截然不同。为了给出一个明确诊断，贾立群一次又一次仔细探查。在无数小结节中，终于发现了一个小结节在孩子哭闹时不随肝脏上下移动，他确定，这个直径不到1厘米的小肿瘤来源于肾上腺，是一种恶性肿瘤，但可以治愈。
不久，贾立群又发现双胞胎妹妹肝内弥漫着微小病灶，可是反复探查，就是找不到肝外的原发瘤。贾立群查找文献发现，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双胞胎同患此病，一个胎儿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不但本身肝转移，还会通过胎盘转移到另一个胎儿的肝脏内。
与10多万患儿打交道炼就的“火眼金睛”，让“贾立群牌B超”越来越有名。
作为助理的记者，能做的实在有限：在孩子做完B超后，递一下纸巾，让他们擦掉皮肤上的耦合剂；遇到哭闹的孩子，帮助家长按住他们乱踢的小腿；遇上特别有力气的小家伙，按一会儿，胳膊还挺疼；有的一两岁的孩子哭闹得厉害，记者就拿出手机翻出游戏，在一旁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从9点多就坐在仪器前的贾立群没有喝一口水，一直在不停地做检查，中间还要去科里其他同事的仪器前，询问一下有无特殊情况，讨论一下个别孩子的问题。
整个科室十多个医生都在紧张工作。科里的老医生王景丽早上6点就来上班，8点之前，她加紧检查住院病人，8点正式上班再看门诊挂号病人。贾主任说，王医生不仅手快，准确率也高。
因为上午都是安排腹部B超，需要小孩空腹。小孩耐饥饿时间短，为了能让患儿快点做上检查，贾立群已经二十多年坚持就诊时间不喝水，中午不吃饭。王景丽医生的水杯就在旁边，可她也根本顾不上喝一口。
暑期一向是儿童医院最忙的时候，北京儿童医院规定，七、八两个月，医生护士一律不准请假，超声科医生一周只能休息一天。上周门诊量最大时，一天650个号。去年。每天平均是250到270个左右。原来摆三四张检查床的大房间，现在放进来七台设备，医生开会、讨论问题的四教室也搬走了会议桌，放进来两台设备。
为了能让患儿在三天内看上病，只要有来加号的，贾立群一般都给加上。
11点左右，一个父亲拿了7张单子，贾主任看后一一签了字，让家长去加号。这是三个孩子的单子，分别分检查颈部、胸部和腹部。
“我经常要出去开会、讲课，他们大老远来，能加就加上吧。”完成这些加号的结果，就是到了下午1点，贾立群主任仍没去喝一口水。超声室的其他医生们也才刚刚完成上午的任务。
20多年没吃午饭了
“我们的B超报告很明确，不会有‘待查、不明’这些词汇，这是从一开始，贾主任就给我们立下的标杆，仔细检查、结论清楚。”趁着王晓曼医生中午休息的间隙，记者问了几个问题，刚说了几句，她就被电话叫走了，一台正在进行的手术需要当场进行B超检查。这时，王晓曼医生刚打开饭盒吃了一口饭。
1点20分，ICU打来电话，一个孩子得了暴发性心肌炎，从同仁和安贞医院请来医生会诊，需要插管，请贾主任去看一下颈动脉有无畸形。贾主任把手头的患儿检查完，拿上轻便设备，急忙带着王大夫走出超声室。
记者随他们穿过嘈杂的门诊大厅，路过挂满吊瓶的输液室，坐电梯到六层来到ICU门前，这里很多家长打着地铺守在外面，有的家长在小声哭泣。
男孩情况很危急，围着十几名医生护士，两名医生正在轮流按压男孩心脏。贾主任和王大夫立刻进行了B超检查，认为颈动脉没有问题，可以插管。
走出ICU时，一位主任过来不住地道谢，说知道你们很忙，请贾主任喝口水再走。贾主任没有停下脚步：“不了，我那儿还有几个号没完。”
在回去的电梯里，贾主任说了一句：“我看这个男孩情况不好。”
在到处都是小患者和家长的医院里穿行，快步赶回超声室，贾主任继续工作。记者已经饿得快支撑不住。
资料显示，全国儿童专科医院有70多家，只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专门设有儿科，而0到18岁的儿童大约有三亿多人，儿科医疗资源紧缺。到北京儿童医院来看病的孩子，经常是在县级医院看不了，转到省会医院，有的做了一半手术，发现不行，又转来北京。一个带着女儿来看病的母亲很后悔，她的女儿5岁，神经母细胞瘤，开始只是腹膜后面有，现在脊椎管里已经有了，治疗晚了。
贾立群经常为这些被基层医院误诊或耽误治疗的孩子惋惜。他知道，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均衡配置医疗资源，另一方面就是加强对医生的培训。贾立群和他的团队从2009年开始办儿科B超培训班，第一期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位医生报名，现在，参加人数一年比一年多。
在超声室做辅助工作的几位医生没有挂北京儿童医院胸牌。贾主任说，他们是地方医院学习进修的医生，现在越来越多，去年就有32个进修医生，还不包括几十位短期学习的。
下午两点，上午所有的号终于全部看完了。记者请贾主任坐下来一起吃午饭，可他说自己二十多年不吃中午饭了，如果中午吃饭，下午会犯困，坐一下午还不舒服。
超声科里已经没有地方放专门吃饭的桌子，医生们用的是一张检查床，只是把白床单换成了一张漂亮的绿格子桌布。而这张床，上午可能有小孩在上面尿过或拉过。
最多的一夜被叫起来19次
匆匆吃过饭，只安静了一小会儿，超声诊室重新嘈杂起来，小患者一个个进来：新生儿病房推进来一车小婴儿，六个小脑袋从襁褓里并排伸出来，每个小嘴上都叼着安慰奶嘴，最小的一个患者才出生两天。被大人抱进来的孩子，有的肚子肿胀，有的脚上有溃烂的地方，很多是来做手术复查的孩子，掀起衣服，腹部或臀部有手术伤口。
趁记者吃饭的几分钟，贾主任到医院的行政部门处理了一些事，又匆匆走了回来，重新坐在仪器前，但不时被“医院来电话了”的手机彩铃声打断。原来，贾立群的手机有两个卡号，其中一个是工作号码，只要这个电话响起，贾立群立刻接电话。
“给病人做检查时，如果医生接电话，病人会有意见，但是有些事情很紧急，我就录了这么个彩铃，患儿父母听到是医院的电话，也就理解了。”对于贾主任这一招，王晓曼和其他大夫都觉得很巧妙，他们知道贾主任还有许多妙招，既能把工作做好，还不会让病人有意见。
下午，重病患者比上午少了，B超室的紧张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记者这才注意到，贾立群的胸牌上贴着一张小贴画，竟然是动画片《喜羊羊》中的羊村村长——慢羊羊。
一位医生告诉记者，有一个小孩来做检查，开始哭闹不停，被家长按在床上，可刚躺下，一下子就不哭了。原来，他看到了贾主任胸牌上的“慢羊羊”。等检查做完，这个三四岁的孩子站在检查床上，冲贾主任鞠了一躬：“谢谢村长！”
在B超诊室，许多仪器上都贴着小贴画，旁边还放着小汽车、拔浪鼓、洋娃娃等玩具，这些玩具，有的是贾主任从家里拿来的。
下午5点，挂号处停止挂号，B超诊室已挂出去了近600个号，这还不包括住院病人检查。600个号，几乎相当于一家二级医院全天的门诊量。
而贾立群的一天还没结束，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他住在医院附近，半夜经常会被叫起来，最多的一天，夜里被叫起来1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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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新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