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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一百多年前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作出的这一著名论断，惊人地预言了发生于今日互联网上的话语暴力的文化根源。
网络即社会。在互联网应用发达的今天，上网人群与现实社会结构已无多大区别。从五六岁的孩童，到八九十岁的老翁，从一文不名的落魄青年，到身份矜贵的名人巨富，从教书育人的老师，到坑蒙钱财的骗子，从对抗拆迁的钉子户，到贪污舞弊的官员……他们在生活中存在着现实差距，却可能同在一个论坛、微博发言，还可能一起用微信“打飞机”。由于各色人等价值理念不尽相同，甚至存在激烈冲突，因此难免发生语言矛盾，变成一锅大杂烩。
针对网络话语特征，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一书中，宣告一个被他命名为“哄客”的“第三种话语势力”已经崛起。所谓“哄客”，就是用酷语、色语和秽语，对公共事件或人物进行道德美学评判的匿名网民。朱大可指出，我们正面对一个“脏词大爆炸”的时代，它在数码世界里迅速繁殖，变得更加孔武有力，全面颠覆着国家主义的话语堡垒，令其崩溃在文化对抗的前线。但他也道出了一种担忧：秽语可以是文化爆破的炸药，却终究不是文化建构的水泥。
网络话语暴力不仅具有侵略性，而且有着惊人的传染性，这一点在微博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微博上，脏词秽语不再是无名氏的“特权”，而演化成一场全民“嘴仗”。一些平时温文尔雅的名人大V，也忍不住撕下了文明伪装，选择用脏词作为表达工具，并以此吸引粉丝。网络话语暴力已经超越社会文明底线，进而将互联网推向厕所化的边缘。
互联网作为当代人进行公共交流的重要平台，理当以自由宽容为诉求。这正如大到一个社会，小到一个集体，想要保持完全清洁干净的话语环境是极不正常的。但当脏词秽语构成大规模话语暴力，这又将损害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流，进而危及话语公共空间基础。因而，朱大可在肯定秽语是文化颠覆的革命性工具的同时，却也指出其所面临的困境：秽语被毫无节制地利用，就会成为滋养互联网骂客和文化犬儒的超级摇篮。
完全消灭互联网脏词秽语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如何改变网络话语暴力格局，却是当前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当网络话语暴力盛行无忌，这就不单纯具有文化心理特征，而有着其特定的社会根源。一个社会积聚的不满情绪越多，网络越可能成为一种发泄工具。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上都会出现脏词秽语，但以中文互联网为甚，原因或许就在这里。因此，从网络脏词秽语产生的社会根源来讲，积极消除公众不满情绪之所以产生的社会问题，乃化解网络话语暴力的根本途径。在发生公共事件时动辄片面宣布“群众情绪稳定”，这种官僚话语模式，只会激发网民的更多不满。
还有必要为脏词秽语划出一道法律红线。“群体是无名氏，因此不必承担责任。”勒庞指出的这种心理暗示，是导致个人责任感消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唤醒个人话语责任意识的一个可行办法是，从法律上对言论自由的边界进行严谨区分。何者属于言论自由范畴，何者逾越了言论自由的边界，应当一清二楚。这样才不会让人时而产生话语暴力的冲动，也才能更好地守护网络言论自由。
为网络言论划出法律边界后，更多还是要依托个人自律与社会自治。一个庞大无比的网络舆论综合体，必然对法律实施构成巨大的挑战。所以，最终只有依赖于个人自律，才能大面积减少网络话语暴力。网络既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同时又被切割成一块块的话语社区。每一个网站、论坛、微博平台，都像是一个个的城邦或社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实行社区自治，一方面可对网络行为进行规范约束，另一方面也可提高个人的网络公民意识。例如，对那些轻微的脏词秽语，法律可能难以抵达现场，网络社区却可以运用公约规章施以惩戒，比如暂时停止用户发言权限，注销账号，等等。
“秽语就是秽语，它永远都无法成为支撑新话语的脊梁。”朱大可的这个论断，道出了互联网话语暴力的真相与前景。只不过，化解网络话语暴力不能走向“互联网专制”，让公权力全方位干预公共舆论空间，而应加强个人自律与社区自治，让网络社会逐渐走向成熟，进而为构建公民社会打下良好的人文基础。
魏英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