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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机构的合同工爱德华·斯诺登，披露政府搜集公民通信信息的“棱镜”计划并辗转逃到俄罗斯避难之后，他的父亲朗·斯诺登在美国四处为儿子寻找法律帮助。最后，他找到了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也就是两次竞选总统的众议员罗恩·保罗的长子。保罗父子是美国小政府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他们热心帮忙，将老斯诺登介绍给了著名的宪法律师布鲁斯·费恩。在费恩的帮助下，老斯诺登通过维基解密的创办人阿桑奇与儿子间接取得了联系，并且取得了俄罗斯政府的签证。不日内，费恩将陪同老斯诺登一起到俄罗斯去，促成这对父子会面。
费恩恰巧是笔者的好友。虽然媒体盈门，甚至有记者终日守候在他的公寓外面，他还是很爽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要求，和我谈论了对斯诺登进行无罪辩护的要点。
费恩指出奥巴马总统、克里国务卿以及两党一批国会议员指控斯诺登为“叛徒”，完全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任何公民如果没有经过法庭按照程序进行的审判与定罪，都不能被称为罪犯，更何况叛国罪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凭这点，斯诺登就可以反告政府。
斯诺登不是政府雇员，只是政府合同公司的雇员，因此他的做法顶多是违反与公司的合约，而不是泄密。违约可以被开除，但并不是犯罪行为，不应该被政府起诉。况且，至今政府没有能够拿出任何证据说，斯诺登的泄密具体伤害了什么人。他所揭发的，是政府的违法行为。对于政府违法，每个公民都有揭发的义务。
为什么政府为了反恐而搜集公民的电话记录属于违法？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规定，政府不得对公民的住宅与人身进行没有根据的搜查。除非经过法庭批准的程序，否则任何搜查都违反了宪法。费恩指出，这是英美法律长久的传统。他专门引用了18世纪英国首相威廉·皮特一句著名的话：一个穷人的破房子是他的领地，风能进来，雨能进来，英国国王却不能进来。
根据斯诺登揭露出来的情况，美国政府并没有去监听公民的电话，只是搜集所有通话的记录，以从中找出恐怖分子联系的蛛丝马迹。这些记录电话公司都掌握，也不是什么秘密，为什么政府不能拿去呢？费恩认为，个人与电话公司之间有合同，用户在电话公司那里留下通话记录。但是，用户并没有允许电话公司将记录交给政府。政府与私人电话公司之间使用这些记录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在用户不知情的前提下，政府拿走这些记录，完全是违法行为。
许多人批评道，斯诺登不应该直接向外界公布，而应该到政府的监察部门包括国会，去揭发国安局的做法。费恩认为，对于斯诺登，那是一条危险而不现实的路径。国会有关委员会的议员，在过去7年中对国安局的做法颇有了解，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况且，政府的保护揭秘人的“口哨保护法”，只涵盖联邦雇员。
由斯诺登案件，费恩进而批评美国的整个反恐政策。他认为，“反恐战争”是种荒唐的说法，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某种策略来作为战争对象，不是某个敌人、某个国家、某种意识形态，而是恐怖这种策略。这样一来，战争就变得没有结束、没有结果、没有国界、没有限制了。这给美国的民主、自由带来了根本性的伤害。自由是要面对一定危险的，而完全安全的生活就会丧失自由。美国要反恐，但是不能放弃根本的价值观。特别是不能因为寻找完美（完全消灭恐怖主义）就摧毁已经存在的好东西（宪政保护下的自由）。
说到世界上其他国家，费恩认为每个国家的命运都要由自己的人民来决定，美国人没有权利去告诉中国人应该怎么生活。
斯诺登的案件要是最终回到美国来审判，大概最后将成为最高法院判决中又一个著名的历史案件。费恩说，斯诺登放弃自己的高收入与舒适的生活，就是为了揭露政府对人民权利的侵犯。他与那些推动美国人权的人一样，不能忍受政府在没有人民认可的前提下去监视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