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道歉就迟了

    近来，为“文革”期间做错事而道歉的人多了起来，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份道歉，出自陈毅之子陈小鲁之手。他郑重地为“文革”初年组织批斗学校领导和老师，为未能制止诸多违反人道的行为而道歉。他认为，现在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潮流，实际上，“文革”是个令人恐怖的年代，还说自己的道歉太迟，但必须道歉，“没有反思，何谈进步！”

    我们知道，自打“文革”结束，反思那段历史的文字不少，很多就出自“红二代”之手。但是，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在谈自己和家庭在“文革”中受迫害的那段经历，而对“文革”初期组织红卫兵造反的事避而不谈。其实，不止“红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或深或浅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参与过伤害别人。

    即使我这样年纪很小的，当年也跟在大同学身后，在批斗老师的会上喊过口号。当年，很多人都程度不同地干过坏事。即使到了自己家大人被批斗之后，也有些人在“革命的感召”下，揭发批判自己家大人，甚至与之决裂。至于同学、同事之间的揭发批判和伤害，那就更多了。很多揭发、批斗、抄家、关押，以及后来的武斗，都是血淋淋的，很多人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文革”是个需要全民族忏悔的悲剧。这个悲剧，对我们这个民族戕害之深，恐怕再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不仅文化，连社会道德底线，甚至号称最为牢固的家庭伦理结构，都为之崩解。“文革”造成的巨大创伤，直至今日，依旧在流血甚至化脓。但是，不知怎么一来，所有人突然之间都变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个民族，几亿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只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看当年被划为林彪死党的一些人的回忆，发现连他们也成了标准的受害者。这样一来，一场持续十年、卷入几亿人的灾难，除了几个死掉和在监狱里的人之外，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了加害者。

    没有忏悔，就没有反思。历史告诉我们，这样善于健忘的民族，类似的灾难也许还会重来。果然，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还没有完全老去，为“文革”翻案的潮流就开始出现。对于少数经过那场浩劫的别有用心者而言，“文革”在他们的叙事里，已经变成一场人民群众批判走资派的狂欢，一场大民主的胜利。可悲的是，这样的叙事，居然被很多没经过那段历史的年轻人所接受。在某些省市，“文革”式的运动和狂欢，刘郎二度，掀起道道狂澜。

    事实证明，不勇于正视自己伤疤的民族，注定是一个短视的民族，一个屡屡犯错、犯同样错误的民族。当年，我们急于翻过那悲惨的一页，用“向前看”三个字遮蔽了对灾难的反思。结果呢，对于灾难的原因，以及灾难造成的危害也就轻描淡写地放过了。而其后遗症，在30年之后发作，还是幸运的，因为毕竟经过那个时代的很多人还活着，还有机会现身说法，帮助年轻人认清是非。

    当年的过来人，大多已经垂垂老矣。自己经过的事情，尤其是那些伤良心伤人命的事情，不是我们不说，内心深处就可以过得去的。尽管当年那样做，多少有不得已的苦衷，在那个令人恐怖的年代，我们的认识也的确难以达到今天的高度，对于被运动视为“阶级敌人”的人，我们当时不可能有人去怜悯。在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没有人类公认的人道主义底线。即使面对鲜血，有过一丝的不忍，也会赶紧谴责自己，说自己犯了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错误。

    如果说，当年的我们，很不正常的话，今天，我相信那些过来人，已经有了人的正常情感，人的正常思维。我们已经知道，作为人类的一员，珍惜生命、视人如己的必要。所以，无论我们想与不想自己的过去，过去做的事情，总会随着自己的年岁增加，越来越重地折腾着你，越来越成为自己心理上的负担。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忏悔和道歉，才能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对于“文革”的反思具有应该有的深度。中国的历史，多少朝代过去，如果后人依然复哀后人的惨痛，将不是一种缺憾，而是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