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杜绝“二次犯罪”越来越凶

    8月19日，周江波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河南安阳公交车杀人案，12人被捅伤，3人被他亲手结束了生命，逝者中有一个甚至还只是10个半月大的婴儿。

    这个24岁的小伙，此前也曾不止一次向邻居、村友挥起镰刀、铁锨。而这次更加血腥的暴行，距离其因盗窃被判入狱4年获刑满释放，不过4个月。

    从盗窃到伤人再到杀人，监狱的劳改没能阻止周江波一步步越陷越深。刑满释放人员的二次犯罪问题，令人堪忧。

    某省曾对该省6个监狱2001年-2005年5年间的在押犯进行过统计。统计情况显示，“二进宫”以上的罪犯为2761人，占在押犯的5.18%。

    统计还显示，5年间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的人数分别为458、434、501、617和751人，重新犯罪率分别为4.57%、4.36%、4.63%、5.65%和6.46%。重新犯罪的人数和重新犯罪率逐年增多。

    也有研究发现，初次犯罪年龄越小，重犯机会越大。所以，在二次犯罪问题中，青少年所占比例最大。此案正是如此，犯罪嫌疑人周江波因盗窃被判入狱时，年仅20岁。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认为，针对青少年违法行为的处罚，一定要非常谨慎，不能跟成年人一个标准。

    皮艺军说，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孩子，初次犯罪受到了较重的处罚，其社会化被中断，还被贴上了罪犯的标签，就很可能成为他第二次越轨的动因。

    “如果只是将其关押，并不能起到矫正的作用。相反，很可能他在监狱里所接受到的负向信息，会远远大于正向的，形成‘交叉感染’，让他获得更多犯罪方面的信息。”皮艺军说，这种情况下，刑满释放人员出狱后，社会的歧视和不接纳，会容易让他走上再次犯罪的道路。

    这一点也得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事诉讼法专家洪道德的肯定。

    “有些轻罪判刑的罪犯，他在监狱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反而受到其他罪犯的影响。我们应该重新检视一下这个劳动改造的力度和有效性，不能只是关押，把日期关够了，就放出来。”

    洪道德说，监狱在对犯罪分子进行劳教时，一方面要消除其犯罪的动因，另一方面还要在服刑过程当中，教给他以后在社会生存的技能，并帮助他们去适应社会的变化。

    “当前社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这些刑满释放人员出狱后，如果不能很快适应社会，就有可能会形成新的犯罪。”

    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认为，二次犯罪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劳教或者刑罚制度不够完善，而是和罪犯的个人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李玫瑾指出，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当中，因为人口的流动，城镇化的背景，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让很多孩子过早地失去了一个功能完整的家庭。

    “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一个完整的家，一个抚养和教育的过程。如果在很早的时候没有进行管教，就会有产生诸如性格上的很多问题。”李玫瑾说。

    犯罪嫌疑人周江波初一时便退学，而后常年在外打工，很少回家。记者在周江波的家乡走访发现，不少村民反映，周江波“性格孤僻、不爱说话”。

    “家庭教育和正规学校教育的缺失，会造成自我约束能力较弱的问题。”李玫瑾说，当他再从农村进入城市，随着非正式的社会控制的减弱，这种自我约束能力的削弱就变得更加严重。此时，就容易发生一些较轻的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抓捕并关进监狱。

    但李玫瑾指出，监狱毕竟不等于学校，它大多只能解决处罚问题，较少解决其他的问题。“一个有前科的人，一个本身行为没有规矩、没有观念、没有知识的人，当他们再次遇到挫折时，就会容易愤怒、容易失控，从而产生更多的破坏性。因此，他们会再次走向犯罪，并且罪行也越来越重。”

    在李玫瑾看来，改进劳教制度只能解决次生问题，真正的原生问题需要让父母回到孩子身边，通过家庭功能的完善，才能得以解决。

    皮艺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犯罪学研究中，刑满释放人员也被称为失意人群，是被社会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他们认为人生失去了意义，容易对生活表现出一种绝望的情绪。”

    皮艺军说，周江波就是如此，这个社会在情感上、工作上、经济收入上、家庭和睦上都没有给他希望，让他对这个社会绝望。“当一个人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就可能会以极端的方式去报复社会。”

    皮艺军认为，解决刑满释放人员的二次犯罪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重视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

    2004年，《关于进一步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出台，要求各部门协助做好刑释解教人员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有效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但洪道德认为，《意见》在现实中很难被落实。

    “单从就业来讲，很少有企业愿意接受有前科的人。现在包括公务员，都已经是聘任制。政府有什么权力逼着某些单位必须招收刑满释放人员呢？”洪道德指出，目前巨大的就业压力下，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刑满释放人员的难度就更大。

    因此，皮衣军认为，政府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来辅佐。“比如企业安置一名刑满释放人员就业，该企业就能得到适当奖励或补贴，从而鼓励他们去接纳这些人。”

    同时，皮艺军还指出，安置帮教工作还需要借助社会团体的力量。

    “每年，我们都有大量的刑满释放人员出狱，但他们中却只有很少的人能得到心理上的安抚和矫正。”皮艺军说，如此庞大的群体，如果没有志愿者、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参与，让社会接纳他们的工作，根本无法完成。

    “目前社会组织介入得很少，或者根本无法介入。主要是缺少平台，政府没有开放这一渠道。”

    皮艺军说，国外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比如都有吸毒经历的人会经常在一起活动，他们互相监督，自我检讨，看看自己的品行上有什么问题，看看自己生活当中有什么困难。”

    皮艺军认为，民间协会或组织能够填补政府运作和管理方面的真空。“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开放社团，相信这些社会组织能够做好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