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教授认为,依据我国价格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都应当施行听证会制度。
“不是2011年才确定收票价5%的退票费吗?怎么又变了?”
近日,铁路总公司推出的梯次退票新规引发了人们热议。两年前的2011年,退票费刚刚被调低到票价的5%,这次却把开车前24小时内的退票费涨到20%,24小时到48小时内的退票费涨到10%,开车前48小时以上的退票费才保持5%。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274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0.8%的受访者认为此次对火车票退票费的调整不合理,88.7%的受访者认为这样的调整缓解不了“一票难求”的问题。
62.1%受访者会因退票费上涨而提前退票
王跃红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做公关,平时经常为客户安排行程订票。“退票费涨价确实给我造成了麻烦。以往应对客户频繁变动的行程,我常常同一车次订不同日期的票以免无车可坐。现在,24小时内的退票费高涨让我不敢再这么‘铺张’,基本都是反复核对时间,尽量一次搞定。” 王跃红认为,退票费上涨确实会让一部分空占票源的人“慎食早吐”——不敢多买,早点退票。这对于普通的购票者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
吉欣颖从北京的一所高校毕业后,工作定在了广州,去报道时正逢暑假,由于实在买不到相关车次的票,无奈之下找了黄牛。她直言,很难说调整退票费的新规会限制黄牛党的行为,因为供需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变,黄牛党会把增加的退票成本转嫁给买票人。“反而是对于农民工等上网不便的群体来说,他们买一次票不容易,提高退票费更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调查中,62.1%的受访者表示会因退票费上涨而提前退票,88.7%的受访者认为这样的调整缓解不了“一票难求”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73.5%的受访者觉得调整退票费的新规对“农民工”群体可能造成一定伤害。
中国社科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公共服务蓝皮书》执行主编钟君,对这次火车票退签规定的修改给予了肯定。他认为,通退通签的执行是这次退票规定修改的大前提,二者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通退通签作为一项便民举措,减少了退签的交易成本,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退签的行为概率也会随之增加,这就有可能造成有限运力资源的更大浪费。
“有数据显示,从今年1月1日以来,24小时内的退票率达到了73.5%,通退通签后这个比率有可能更高。因此,很有必要施行梯次退票,即有条件地提高退票成本,来冲抵前一措施有可能造成的恶意退签陡增效应。否则,春运时‘一票难求’的情况就有可能扩大到各个时间段,会有更多真正需要的人买不到票。”钟君说。
在钟君看来,我国铁路经营体制改革以后,利用市场化的价格杠杆保证铁路资源的合理利用,是一种更好地拥抱市场的行为,体现了一种系统的公共政策思路,是铁路部门的进步。“当然,调整退票费新规的出台应该首先给公众一些知情的时间,以便缓冲公众因为误解而产生的种种非议。”
92.1%受访者认为铁路票价、手续费调整应该举行听证
王大卫是一家国企投资公司的职员,他直言,这次调整退票费没有征求大家意见,让人很难接受。王大卫认为,退票费本来由相关方面举行完听证会后再定价,但这次确是由铁路总公司单方面发布出来的,这已经算价格违法。
“程序上如果是非正义的,就很难有一个合理的结果。”王大卫说,逻辑上看,梯次退票费的规定确实能缓解部分运力不足的问题,但公众对此却充满怀疑,并不买账。这就是事先沟通不充分的后果。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教授认为,依据我国价格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都应当施行听证会制度。铁路运营主体的运营方式虽然变了,但铁路运价仍然属于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因此,由国家发改委及有关部门确定的运价及杂项作业收费,都要在听证后才能调整,铁路总公司无权未经听证就改变。
调查显示,92.1%的受访者认为涉及铁路票价、相关手续费的调整应该举行听证,充分征求公众意见。
“往年也有律师起诉过春节货运涨价的案例,法院当时认定政府应该举行听证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听证会制度一直没有真正实行起来。我们一直主张,虽然决策前进行听证花费了一定的行政成本,但借此消除误解、达成共识,才会更大程度上降低执行过程中的成本。”王敬波说。
钟君则表示,“通退通签”和“梯次退票”规定的出台,并非是对票价的调整,公众完全可以通过先改签后退票的方式规避退票费上涨的风险,其本质是利用政策工具提高理论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无需听证。“除此之外,现行的网上订票制度对农民工群体来说确实不公平,应该让一部分普快列车仅在线下窗口售票,优先给农民工放票等,以保障他们的利益。”
“‘一票难求’根本原因是资源的稀缺性和巨大需求间的矛盾,票价高低仅是原因之一。运用价格手段缓解买票难的作用是有限的,多元化的多种交通方式的综合利用,才能解决人们的出行难题。”钟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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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