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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比赛4年一次，非常重要，马娇能在这种大型运动会中放弃比赛救人，令我们非常感动。” 辽宁帆板队领队于波说。今天，在全运会帆船帆板比赛场地出现了一封用大红纸书写的感谢信，这是辽宁队为感谢四川运动员马娇为救人而放弃比赛而写的——在昨天的帆板比赛中，由于紧张和操作失误，当时辽宁队RS：X级运动员郝秀梅在当天第一轮比赛出发不久不慎落水，且出现了抽筋症状。看到这一情况，四川队运动员马娇马上放弃比赛，跳入水中救助郝秀梅。马娇的表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帆船帆板比赛仲裁委员会当天作出裁定，按照此前几轮的平均成绩给马娇计分。
在救人事件发生的同一天，北京代表团发布了致歉信。“我们尊重组委会及有关方面的处罚决定，诚恳接受各界批评并将认真整改，要求北京运动队以此为鉴，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在场上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和文明礼仪，切实维护奥林匹克运动和体育人的荣誉。”在全运会女子橄榄球赛场上演了消极比赛闹剧之后，“维护奥林匹克运动和体育人的荣誉”成为值得人们反思的焦点。
这两封书信的出现，或许正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思考全运会的价值观应该走向何方。
赛场尴尬让价值观受到重视
1983年以前的5届全运会，价值观都旨在通过体育展示国家的整体形象，调动及检验各地开展体育运动的热情及水平。“那时候，基本没有经济目的，和钱是挂不上钩的。”著名体育学者易剑东向记者介绍了全运会价值观的演变过程，“但在第六届全运会之后，出现了各地体育局官员调整的大潮。”1987年后，第六届全运会开始出现社会化办赛，办赛的经济效益开始成为讨论的话题，因此，各地方体育局之间的竞争也逐步展开了。到了1993年第七届全运会开始有了重奖机制，“全运会逐步染上了铜臭味，金钱也成了鼓励运动员、教练员参加全运会的动力。”易建东表示，从那时起，市场经济的风暴便席卷到了全运会。
上届全运会，为了小组出线，上海男篮故意不进球，而湖北男篮更是“奋勇”地朝自己的篮筐“开炮”的自残行为让人瞠目结舌。因此，本届全运会利用在部分项目引入外籍裁判等方式以期避免重蹈覆辙。但令人遗憾的是，既有外籍裁判、又是搭乘奥运顺风车首次进入全运会的项目，橄榄球本该以让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出现，但“拿不了冠军就没有奖金”等因素还是迫使运动员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同时，为了争夺有利位置，两队队员在水中厮打；陈一冰因称无法参赛而被队伍冷落等新闻，依然在全运会开幕不久便见诸报端，仿佛这种不和谐在全运会已经成为顽疾，“从1987年以来，每一届全运会，都是媒体对体育主管部门的期盼和指责最迅猛的时候，似乎全运会成了体育问题最集中爆发的时候。”易剑东所看到的现实的尴尬，正是一步步追溯着全运会价值观变迁而浮现的。而当全运会的价值观与金钱、官位、政绩等等几乎要划上等号时，现实的问题让部分人开始意识到全运会尴尬的症结所在。
在备战比赛动员会上，辽宁代表团曾对辽宁运动员提出希望：“宁可丢分，不可丢人！只要大家尽力了，不管拿第几，都是为辽宁争光。在家门口比赛，绝不能发生赛风赛纪事件，绝不能与裁判员和兄弟省运动员发生摩擦。”而幸运的是，在最近发生的各类黑色事件中，几乎没有东道主辽宁运动员的身影。
全运会需要更多积极信号
“因为全运转播，最近都很少看电视了。”有网友在微博上吐槽全运会难以吸引观众。易剑东表示，“中国人看比赛并不多，美国NBA有3000万观众，棒球有7000万观众，橄榄球也有5000万人观看。但现在国内足球、篮球两个联赛的观众加起来都到不了800万人，更何谈全运会呢？”观众没形成观赛习惯与全运会的娱乐性不足导致了“看电视的人少，全运会现场观赛的人更不会太多，以至于各地方体育局成了全运会最忠实的观众。”
“从官方角度看，把全运会当成奥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作地方体育政绩最终的显示平台。”易剑东一语道出全运会“灰色价值观”的成因。记者曾遇到一位地方体育局的官员，其所辖的5个项目因实力出众而被视为夺金点，但最终4银1铜的成绩让他面临“被调整”的可能，因为“真缺1枚金牌啊”，这位官员表示。可想而知，重压之下的比赛很难显示出让人愉悦的色彩。“全运会价值观要想转变，应当更注重百姓的需求。”易剑东表示，这种需求不仅停留在让百姓参与全运的吸引力上，更多要放在全运为百姓体育生活的改善是否能起到长远的影响。
“全运会有两项基本作用，首先是为奥运会选拔人才，其次是调动地方体育局的积极性。就这两点来说，全运会达到了它的目的，但我们更应该考虑一下实现目的的成本和代价。”易剑东向记者表示，中国的综合性运动会是全世界最多的，高峰时段达到过13个，“很多地方办运动会是不计成本的，留下了如大型体育场馆难以再利用等等问题”。因此，大型运动会越多，体育资源的浪费也越容易产生，“但这届全运会提倡的节俭办赛，场馆多放在大学里，这是全运会价值导向变化后的一个积极改革。”
“场馆能用不改，能改不建，设备能借不租，能租不买。”本届全运会开幕前一天，辽宁省副省长贺旻表示，辽宁全运会的64个比赛场馆中，新建场馆25个，纯粹为全运会新建的只有10个，而新建场馆主要放在大学和原来没有体育场馆的新建城市，“既满足了赛事需求，也为今后大学生开展体育活动、为群众参与全民健身改善了条件。”
改革应从传递更多正能量开始
“全运会举办有多少青少年在培养运动兴趣上得到帮助？又有多少人因为全运会去理解和接受了体育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这是每届全运会后，很多媒体对于全运会价值观的回顾与拷问。因此，对于全运会存在意义的探讨也总是争议不断。
“全运会最早的目的是让全世界认识我们，当时还没有进入奥林匹克大家庭。但入奥后，这几年金牌也拿了很多，老百姓开始思考，我们是否还要延续半个世纪之前的做法？”体育社会学家金汕对本报记者表示，“但没有全运会，很可能意味着我们在国际上竞技水平会有个急速滑落，全运会仍部分符合中国目前体育发展的方向要求，因为群众体育的普及性较低，体育文化的氛围较差，走国外的道路很可能出现竞技体育直线下降，优势项目就会在奥运会上毫无竞争力。”
“像橄榄球，为了4年一役而组建一支队伍，全运会让这个项目有了初步的发展。”金汕表示，体育领域中一些冷门的竞技项目还需要通过全运会来鼓励其发展，“虽然全运会带来的问题很多，但像橄榄球这种运动，除了全运会，他们基本上没有表演的机会，因此他们才会用尽全力去重视，毕竟全运会夺冠后，声誉和收入差别会很大。其他项目还有很多机会，但这种项目的边缘性，决定了当地政府、运动员和教练对全运会极为重视。”
孔子说：“齐之以刑，导之以政，民免而无耻。齐之以礼，导之以德，有耻且格。”意思是，用严刑峻法只能让人畏于法律而不会感到违法的可耻，无法从根本上去杜绝违法行为，但如果让人们在内心中树立起应有的规则与规范，使人认识到违法行为是件可耻的事，就能从根本上杜绝违法行为。“矛盾纠结在哪儿？用行政指挥体育竞技一定存在问题，但在现阶段，一步跨大了，就会覆水难收。”金汕表示，改革应当先从全运会能否给人们传递具有正能量的价值观开始。
本报沈阳9月4日电
本报记者 梁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