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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故意在边远地区生活的，尽管人们都这么想。”刘慈欣说。
这名目前中国最畅销的科幻著作《三体》的作者，大学毕业近30年来都没有换过单位，一直在山西阳泉的一个发电厂做工程师。与大家的猜测不同，刘慈欣不发微博，不装微信，不是因为低调，只是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至于为什么要待在偏僻的阳泉，“我也想来北京，但北京的房子买不起啊。而且总要有工作才能来吧，我们体制内的工作，调动不容易。”
他所说的“没有时间”，并不是因为参加社会活动。在电力系统工作必须要朝九晚五地上班，下班则要接女儿、回家做饭；作为工程师，他还要不断学习和更新专业知识。
他的手机功能除了打电话就是发短信，或者记下一些吉光片羽的灵感——打开老式的电阻屏手机，刘慈欣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看里面存的100多个文档，都是由质子、空间这样的词语组成的零散片段。
在他看来，读科幻、写科幻，从一个科幻迷成长为科幻作家，其实都是出于对平淡生活的补偿心理。
我生下来就是看科幻的
“我的个人经历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很平凡，也很平淡。”刘慈欣反复强调。
在他的记忆里，中学时，文理科成绩都是中等偏上水平，不好也不坏；虽然一直在重点中学，但从小到大和老师的关系都比较疏远，不积极参加活动，不是“受关注的学生”。高考时，能选的学校和专业就那么几个，学水力发电是因为好分配工作。大学时，有过当科学家的想法，但要当科学家就得读研究生，他没有考，“考了也考不上，我们班没有一个人考上，只有一个保送的。”
然而从小时候开始，他就渐渐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其他小伙伴不太一样，就是“别人的形象化思维有一个尺度，但对我来说，多大的宏观，我都能把它形象化。”
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光年”的概念时，就马上开始想象：光1秒钟能绕地球7圈半，这么快的东西走一年，能走多远啊！“我只要一想到在黑暗的太空中，光走了一年那种无穷无尽的距离，就特别有画面感，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很震撼。但其他的小伙伴就不觉得有多远、多震撼。”
由于原本在北京工作的父亲被下放到山西阳泉，小学二年级时，刘慈欣转到阳泉读书。跟着父亲回山西的还有一大箱书，都是文革时的禁书，被父亲藏在床底下，刘慈欣便偷偷拿出来，一本一本地看。其中的莎士比亚著作、苏联小说，他读完都没有太大兴趣，直到三年级时，读到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就像是寻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感觉这本书就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
现在，刘慈欣把这种感觉描述为“我生下来就是看科幻的”。
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科幻”这个词，当刘慈欣拿着《地心游记》问父亲这是什么书时，父亲告诉他，这是科学幻想小说。当时，他身边也没有人知道科学幻想是什么东西。在“文化生活的贫乏是无法想象的”时代，刘慈欣只能一遍遍地读箱子里的那几本科幻小说和《十万个为什么》等科普书籍。与科普书籍相比，他觉得凡尔纳的书“更浪漫，读的时候觉得离科学很近”。
那时，刘慈欣只在一个地方能看到与科幻有关的信息，就是父亲办公室里的《参考消息》。他还记得初中时第一次在报纸上看见有关科幻的新闻，说的是电影《星球大战》在美国上映，引起轰动。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每年只有几部样板戏可看，一直到10余年后，他才看到了这部电影的剧照，而《星球大战》正式在中国上映，是22年以后。
每年出版的科幻小说，我全都看过
尽管报纸上已经不断提到世界上有《星球大战》、《第三类接触》这样的好电影，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慈欣也只能看到一些“三流”的科幻电影。
他看到的第一部科幻电影是《未来世界》，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被引进的几部美国电影之一。他还记得当时电影院的盛况，连夜排队都不一定能买到一张电影票，放映时，连影厅的过道都站满了人。之后，广播里还会播这部电影，并附上解说员的解说，他又听了很多遍。当时，刘慈欣还不知道这是一部续集，20年后才看到它的前传《雪洗乐园》。
刘慈欣上初一时，文革结束。也是在那一年，中国科幻进入黄金时代，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等书出版，引起轰动，他喜欢的凡尔纳作品系列也相继出版，“就好像在一个黑屋子里，被一下子打开了窗户。”
那时的科幻市场尽管繁荣，但书的总量仍然有限，“全国就那么几家科普杂志、几个出版社在出长篇小说，每出一部你到书店都能看见，所以每年出版的科幻小说我全都看过。”刘慈欣说。
但好景不长，1983年他读大学时，科幻被作为“精神污染”加以清除。在他的印象中，那时的科幻作品“一夜之间就没有了”，他也感到“非常恐慌”。如果想找科幻书，只能去北京的外文书店，但都是几十块钱一本，根本买不起，他只能带一本英汉词典过去站着看。那时候的书店不让随便看书，看的时间长了，就会被店员赶走。
到1980年代末，一些科幻作品才开始披着别的文学的外衣被陆续引进，比如罗杰·泽拉兹尼的《科魔大战》。“我眼睛很尖，一看就知道哪些是科幻。”刘慈欣说。
写科幻是对平淡生活的补偿
在阳泉，刘慈欣曾经工作过的娘子关发电厂里很少有人知道，“刘工”业余是个科幻作家。他读初二的女儿也并不觉得爸爸是个多了不起的人，因为虽然会看到爸爸经常接电话、发邮件，但从没有人会来家里拜访。
除了工作，在晚上的闲暇时间里，他会看电影《冰河时代》、《疯狂原始人》，宫崎骏的动漫，也会去豆瓣网上看读者对《三体》的评论。在《三体》中，他最得意的一个创意就是质子的低维展开，在上面刻电路，“但不知道为什么，读者却反响平平。”
这个曾经的游戏迷已经没有时间玩游戏了，尽管他很想玩。在刚刚有电脑的时候，他就曾没日没夜地在DOS系统里玩游戏；互联网刚兴起时，他也天天泡在聊天室、论坛上玩。
在科幻圈，刘慈欣的交际并不广。“我和其他科幻作者、出版方、读者的联系都很少。”刘慈欣说，这么多年来，他几乎没有与任何一个读者保持过长期的联系，也很少有人会给他写邮件。每次来北京，他也不一定会见科幻圈的人。
“我没有怎么融入科幻界群体里，感觉就是一个人在写，旁边没有谁可以交流。写作本来就是孤独的、幕后的事情，不能离人群太近。你让读者见到的是你的作品，不是你本人，你是通过作品和读者交流的。”刘慈欣说。他也庆幸自己没有居住在大城市，融入到科幻圈中去，这样会被经常性的活动分散精力。
很多大学请他去做讲座，他从来不去。“去了说什么？我又没有新的作品、新的想法。这些都说了100遍，别人耳朵都磨出茧子了。”
“也许写科幻跟看科幻一样，很多时候都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因为自己的生活太平淡，我就是这样。”刘慈欣说。
对于刘慈欣来说，目前最大的困扰是对高科技发展的恐慌。指着桌上的录音笔、电脑和手机，刘慈欣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你这里摆的三样东西，就已经完全超出科幻小说的预测了。科学的神奇感消失了，这极其致命，尤其对我写的、喜欢的这种——描述未来科技的科幻。”
这种恐慌从十几年前他第一次接触互联网，登陆到白宫网站上留言的时候就开始了：“感到很绝望，因为这已经是科幻了。”
他也经常在晚上突然醒来，对自己的想法和故事失去信心，“感觉很糟糕”。“危机感就在眼前，《三体》第三部出来都快3年了，写不出来了。这不仅是一种危机感，而且是末日感，是一种很致命的感觉。未来紧跟在屁股后面，摆脱都摆脱不了，你还写什么？”
本报记者 陈竹 实习生 宋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