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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红色幕布，两排简易的聚光灯，一个简陋的接地音响，几排长形木凳。
这些构成了9月6日至8日的北京皮村新工人文化艺术节的整个现场。
在这里，“农民工艺术家”们用自己的作品，上演偶像剧和豪华制作大片里都没有的故事——他们自己的人生。
“一把农具的心声”
“母亲七十岁了/她的头发七十岁了/她的耳朵七十岁了……孤独和皱纹也七十岁了/她用七十岁的肩膀/颤巍巍地扛着/我们扔在故乡的家……你也明白的/一个女人活到七十岁/她的力气就只剩下一岁了……”
这首诗叫《母亲七十岁了》，作者叫唐以洪。他是一个农民工。
《母亲七十岁了》出自唐以洪的组诗《大地上的素描》。在北京皮村新工人文化艺术节上，这组诗获得了“新工人杯”诗歌年度奖。
1993年夏天，唐以洪离开了贫困的四川老家。他只身背着一个铺盖卷，开始了此后20年的打工之路。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当建筑工人。“我们干的活儿就是捣鼓混凝土。”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第一次拿起振动棒，别看那玩意儿不大，可够沉的。它一振动起来，混凝土就四处飞溅，整个人也跟着振动起来。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混凝土，只看得见两只眼睛在转动。晚上躺在大铺上，浑身痛得受不了，好像骨头要散架了。”
一个月后，他们就被勒令停工了。原因是他们“捣鼓”的水泥质量不合格，于是他们只能等拿了工钱另谋出路。然而，这一等就是一个多月，等得一日三餐变成了一餐。“没有菜、没有油、没有盐，只有白米饭”。后来饿得不行，他就和村里一个年轻人跑到五里外的菜市场，去捡烂菜叶给大伙煮了吃。“尽管没有油盐，大家也吃得津津有味，有的吃着吃着就哭了。”
那段时间，唐以洪的工作没着落，买烟更不可能。“大家都有烟瘾，常背着人捡以前扔的烟屁股抽。一天晚上，我在行李里发现一支皱巴巴的烟。刚一点燃，四五个人立即围在了一起，甲抽了一口递给乙，乙抽了一口递给丙……”
“我感觉心口有一团郁愤之气，马上要爆发了，于是想试着用写作的方式发泄出来。”1997年，唐以洪开始写诗。
刚开始没有纸，他就在烟盒纸上写。第一首诗写的是乡愁，他比喻自己“像个垂钓者”，孤独、焦虑。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拿着两张烟盒纸，来到了广东《番禺日报》社。编辑看了他的诗后很惊讶，“当时他给我了两张稿纸，让我把烟盒上的诗誊写到上面，没想到后来真的发表了”。
那一次的稿费只有10元，他至今都记得很清楚。
后来，每当他有想法的时候，就去网吧把它们敲出来，发表在博客上。博客的名字，叫“一把农具的心声”。
多年来，他的诗歌发表在《中国作家》、《诗刊》、《延安文学》等多家杂志上。他获得了2010年首届“中国十大农民诗人”奖、2011年郭沫若诗歌奖等。博客访问量超过14万人次，被近千人关注。
9月8日，面对挤在狭小剧场里黑压压的人群，身穿深蓝色牛仔裤、细格衬衫的唐以洪，只对观众说了一句话：“这个奖是我得到过的最有意义的奖，因为是我们工人自己的奖。”
组诗里的作品《蚯蚓》给同为打工诗人的评委许强留下深刻印象。被切成两段的蚯蚓，被唐以洪赋予了太多情绪：“我只能装成一个旁观者/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分别在故乡和异乡/蠕动着。”
生活比故事更荒诞
1986年出生的曾继强，是这次年度获奖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他的短篇小说《死无对证》荣获了此次“新工人杯”小说组的年度奖。它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现实中，故事的主角叫刘汉黄，广东省东莞市展明五金厂工人。2008年9月，刘汉黄操控机器时不慎轧伤了右手，最后失去了整个右手掌。当地的劳动仲裁部门裁定工厂赔偿他17万元，但工厂只赔了5万元。
小说《死无对证》中，同样右手被机器割掉的刘老汉，对何经理说：“我刘老汉一只手就值3万块钱？你把我刘老汉的一只手就当一只猪手的价格？”
“《死无对证》这个故事是荒诞的，然而生活远比故事中的荒诞更荒诞。”曾继强说。
2009年6月15日，绝望的刘汉黄揣着弹簧刀来到了工厂门口。他捅伤了3名工厂负责人，两人死亡，一人重伤。
当时也在东莞打工的曾继强知道这件事后，触动很大。
小说中，刘老汉选择了自杀。自杀后，作为主管的“我”回到了生产管理现场。“机器的声音轰隆隆地响着，震动着我的耳膜和神经。我无数次听到切割机尖锐的声音，仿佛又有一只手被活生生的切了下来。这样的想法使我感到害怕，甚至会想着，说不定某一天，自己的手也因此不翼而飞！”
2005年，高中毕业的曾继强，压根儿没想写小说。
那年夏天，他手里拿着一张三本大学录取通知书，作出了人生中第一个独立的选择。他撕掉了那张通知书，决定“找到一份工作，养活自己”。
他首先来到深圳，在一家制衣厂当了工人。即使在打工者中，工资依然算低。他深深地记得：“底薪是480元，第一月我拿了700元，特别高兴。”
他最难忘的是，曾经有一个月，身上只有50元。“幸好当时所在的工厂包吃包住，我就用这50元撑了一个月。”
一路上，写作一直陪伴着他。
在工厂12个人的宿舍，左右两边各3个简陋的上下铺。下班后，工人们有的放音乐，有的打电话，嘈杂无比。他就一直在这样的环境里写字。没有桌子，他自己置办了一张折叠桌。宿舍不定时熄灯，他就自己买了一盏小台灯。工作时间长，他就在晚上八九点下班后开始写，有时甚至写到凌晨两点。
就这样，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达25万字，全是手写稿。总共写满了5个笔记本，每本大概有200页厚。只是，这部小说至今尚未发表或出版。
现在，他在车间从事生产管理，“管着四五十人”，依然继续写作。
GDP增长与工人、年轻人是什么关系
在2013“新工人杯”颁奖活动现场，舞台上总会出现一位“神秘嘉宾”。
他是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小家伙身穿白色上衣、橘色开裆裤，多次跑上舞台，懵懂地走来走去。
他的母亲黄小娜和父亲董军，均在此次“新工人文化艺术大奖赛”中获奖。
董军现在还不指望，儿子能够懂得自己的歌里的艰辛：
“年迈的妈妈总说命运不好，勤劳的爸爸他已经苍老，有人背后骂我是个废物草包，有人说我读书读得呆头呆脑，亲爱的朋友，别问我收入是多少，都说那GDP它又涨了不少，可是有谁管我们过得好与不好……”
这首《这年头不好混》，就是董军在此次“新工人杯”歌曲组获年度奖的作品。
在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员卜卫的眼中，《这年头不好混》就是一首“有工人气质”的歌曲。
“这首歌从读书和找工作唱起，似乎饱含迷茫和困惑，但可以听出对社会发展的拷问和反思。这种拷问非常深刻：能吃苦就会有幸福吗？我们这一代生活不好，是否就因为不能‘吃苦耐劳’？这首歌也唱到了父母，在父母老了仍然没有看到希望，体现了这种拷问的急迫感；再看周围，都是‘比我好不了多少的人’，这就无法不去质问社会，GDP增长与工人，与年轻人是什么关系？究竟谁是受益者？”卜卫在颁奖台上说。
2000年，20岁的董军不赞同父母“只有读书才能有好出路”的观点，高中还没毕业就离开了湖北老家。
他最初来到了深圳，在一家制伞厂工作。然而一切却与董军想象的“自由生活”完全不一样。“当时每个月只有200多元，最令我难以忍受的就是，一个宿舍，6张上下铺，住了24个人，每张床要睡两个人。”
在制伞厂工作的第一个星期，董军就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为什么周末没有休息？”他渴望8小时的工作，下班后可以去附近的电影院看看电影。然而对外出打工者来说，“8小时工作制”是近乎奢侈的要求。为了“8小时工作制”，他辞职走人。在辗转换了几十份工作后，他才终于在一家玻璃厂找到了8小时的工作。也就是在那段相对悠闲的时间，他在“小小草工友家园”遇到了后来的妻子黄小娜。
2008年，黄小娜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成为了“小小草”公益组织的一员。
她曾经进过制鞋厂，体验了一个月“董军们”的真实生活。
“我们每天工作13个半小时，一个月有1天休息。20天左右赚了600元。真的有点让人忍受不了，想到那些工人不知道要在那里工作多久，他们一定很绝望。”黄小娜说。
当时，黄小娜身边，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的工人比比皆是，“甚至凌晨1点才下班的人都有”。下班后，女工们拖着疲惫的身子，拿着脸盆，将毛巾随便搭在肩膀上，面无表情地打热水、洗澡、洗衣服，彼此很少说话。
“洗澡也是一大问题，”黄小娜说，“因为只有主管那一层的宿舍有热水，其他宿舍只能去一个专门的地方打热水回来洗。工人们每天就像机器一样，被设定好什么时间该干什么。”
如今，这对夫妻思考的是同一个问题：打工者究竟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在黄小娜和同事集体创作的话剧《狼来了》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话剧讲述的是一个寓言故事。森林里有狼、狐狸和兔子。兔子要被狼吃掉，就找到森林的管理者狐狸“上诉”。狐狸却让它学游泳、去读书、去赌马、贿赂狼。最后兔子还是被无情地吃掉了。
《狼来了》获得“新工人杯”语言类表演组的年度奖。
新一代工人“自己开口说话”
在这届“新工人杯”上，众多年轻的农民工都表达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公益组织“木兰社区活动中心”总干事齐丽霞认为，新一代80后、90后打工者，比60后、70后打工者更具有自我意识。
“上一代打工者，自身生存压力较大，可能会为了家庭牺牲一切，往往忽略了自己；而80后、90后打工者不同，他们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齐丽霞说。
但是，现在打工群体缺乏的有两点：“一是缺乏群体感，二是缺乏对打工身份的认同。城市的发展，最根本还是靠这些打工者，工人们应当学会尊重、肯定自己的劳动价值。”黄小娜说。
新工人文化艺术节，就是一个让农民工自我表达、自我认可的平台。
作为中国首届由新工人群体自发倡导、设立、评选的大奖赛，“新工人杯”大赛以“鼓励工人参与文艺创作，倡导劳动价值尊重”为宗旨，面向全国工人征集到了近700篇反映工友文化与生活的原创作品。
“新工人杯”文艺大奖赛的总策划王德志也是“打工春晚”的总导演。在他看来，这是一次新工人群体“自我评价、开口说话”的积极尝试。
传播工人文化是此次大赛的重要宗旨。大赛发起创办方、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认为：“工人的文化，能帮助中国3亿新工人找到真正的自己。这次大赛，是一次劳动文化艺术的重要回归，同时也是对劳动与劳动者本身致以最高的敬意与肯定。”
“工人不是作为‘他者’被权威专家审视评价，而是直接参与评审过程，评选出表达自身的生活现状以及对现状进行思考的作品。”卜卫说，“他们不但创造、还要评价属于自己的文化，再现和反省自己的生活和梦想，并从中获得自信和力量，扩大这个群体的声音，影响全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