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我为什么记得你

    最近，一个纽约的项目让我在客户的办公室里扎下了营寨，并有幸和一位哈佛老校友（B先生）比邻而坐。他是一位年过八旬的犹太人，是全球金融界里响当当的人物。对于这样一个人生已被“丰功伟绩”所定义的人来说，有两样东西一定会卸下他的“面具”：美丽可爱的妻子和哈佛往事。

    B先生上哈佛时，学校中还流行着阶层与种族隔离的社会风气。犹太人、来自中西部、一穷二白的孤儿，这些“标签”，意味着B先生跟20世纪50年代典型的哈佛学生（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通常来自东海岸，家底殷实）有着天壤之别。不过，B先生对此并不介意，因为他已经在哈佛得到了不可思议的机会。谈到大学，B先生津津乐道的不是学业，而是成为《哈佛深红报》一员时的经历。《哈佛深红报》是我们学校的校报，也是美国这类报纸中历史最悠久的。它完全由本科生来运营——所有商业上的事务、出版印刷以及编辑方面的决策，都由学生来作出，因其非营利性而彻底独立于哈佛。

    直到今天，《哈佛深红报》还是校园中最活跃的社团组织之一。相比于那些排他性的社交俱乐部，它更加企业化，看重才智、胆量胜过家庭背景。在《哈佛深红报》，B先生不仅跟后来的美国传媒大亨打成一片，还写会了如何写作——作为一名物理学专业的学生，他在《哈佛深红报》学到的东西，比在任何课上听到的都要多。B先生如今颇以文笔为傲，笔墨功夫对于他的工作——国际宏观经济咨询颇有助益。

    《哈佛深红报》的竞争对手是《哈佛讽刺》，一份诙谐幽默的期刊。它是美式幽默的重要传播媒介，出了像柯南·奥布莱恩这样的当红谐星，约翰·厄普代克这样广受赞誉的作家。跟《哈佛深红报》一样，《哈佛讽刺》也是完全由哈佛本科生来管理运营的，同样独立于大学之外。

    1953年4月26日，《哈佛讽刺》的社长约翰·厄普代克发现，该刊举足轻重的吉祥物，一只铜制的朱鹭，竟然从它“栖息”的地方消失了。它被《哈佛深红报》的人抱走了，他们拿着这只偷来的铜鸟，向苏联驻联合国副代表谢苗·察拉普金展示，将其作为贺礼献给新“开张”的莫斯科大学。

    这场竞争对手之间的恶作剧，随后引发了一系列政治与国际上的骚动。美国的政府官员、外交人员纷纷被拉进这潭浑水，最后朱鹭被“解救”出来，放回到了《哈佛讽刺》的屋顶。当时《哈佛深红报》的编辑们，包括B先生自己，身处险境，濒临被哈佛开除的危险。好在美国的外交提案平息了苏联方面的情绪，哈佛也意识到，赶走自己聪明、爱开玩笑的学生，只会引来人们对该事件的更多关注。最终，它被“定义”为一系列离谱事件中的一件，是《哈佛深红报》与《哈佛讽刺》间“骇人听闻”、趣味十足的战争中的一役。

    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我要选择B先生不同寻常的故事，作为讨论哈佛社团活动的例子？理由其实很简单，我只想向你展现，大学留给学生的真正印迹是什么。不管是52年前的B先生，还是后来的哈佛毕业生们，我们最先、最喜欢回忆的，不是神圣的礼堂，不是诺贝尔奖得主、精心筹备的正式舞会、华美盛大的毕业典礼和其他仪式，而是那些课堂之外的往事，那些体现出创造性、想象力，以及不只是反抗精神和适量的顽皮的往事。

    我想，这些特质，勾勒出了一些最成功的哈佛毕业生的轮廓。致力于兴趣所在，发展宝贵的领导能力、社交能力，甚至是许多高难度技能，同时从社团活动中获得大量乐趣。正是这些，将我们丰满为“哈佛人”。定义我们的，不是我们取得的学习成绩或获得的奖项，而是拓展自我的各种经历——自我的边界、发展的边界、情感的边界，这些经历让我们勇于承担犯错的风险，萌发出从失败中学习的灵活性与顺应力。

    事实上，我们对母校的自豪感，并没有建立在学校的外部声名上，而扎根于自己耕耘的那些温暖的友谊、学习到的人生经验、培养起来的非学术技能中。即便是B先生，提起他今年即将从哈佛毕业的侄孙时，也难脱俗套：家长式的口吻，历数完侄孙重要的学业成就后便戛然而止。但如果是他的这位侄孙亲临现场的话，我想他本人会同样以B先生之前的方式，眉飞色舞地讲述自己的哈佛生活：幽默滑稽、更为人性化的课外经历。它们有瑕疵，有趣；它们令人惊讶，令人感伤；它们有的显得执拗，有的显得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些经历，定义了我们，也定义了我们对大学的记忆。

    （作者为麦可思教育咨询专家，文章由罗惠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