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问题法律化”是一种软暴力

    备受关注的《南宁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近日出炉，这是南宁市首次就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立法。其中明确：拒绝给老幼病残孕让座，经劝阻仍不改正的，驾驶员、乘务员可拒绝为其提供营运服务。“拒绝提供服务是不是就要赶下车？”意见稿一出，立即引来广泛争议，有支持者认为，公交立法是进步，该规定能规范、塑造乘客文明乘车行为。（9月27日《人民日报》）

    拒给老幼让座将被赶下车，立这样明显不正当的法，以违法的方式对付不文明的行为，竟还有不少支持者，让人看到了法治建设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么多年来，“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观念的传播，并没有遏制住一些地方政府将道德问题法律化的亢奋冲动，他们无比迷恋立法，解决一个社会问题遇到麻烦，就立刻相应地立一个法去寻找法律的强制，而不管这问题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法律具有强制性，他们迷恋立法，迷恋的其实不是对法律的尊重，而是迷恋“强制”。而迷恋“强制”实际上迷恋的是权力，闲不住的权力之手总想强制干预每一个问题，而不给市场自治和道德自律留下空间。

    拒给老幼病残孕让座，是道德问题，而“把人赶下车”，则是法律问题。驾驶员是无权因为不让座而将乘客赶下车的，乘客买了票，就与营运公司形成了法律关系，营运公司就要为乘客提供服务，将乘客送到目的地，怎么能轻易中止合同把乘客赶下车呢？公共汽车是一种公共交通工具，而不是哪个人的私人财产，没有人有权将一个拒让座的人赶走。

    这种粗暴的思维，与媒体常报道的“将小偷示众”、“将嫌犯游街”行为在逻辑上并无两样，都是以道德的理由去反法律，将小偷示众者都觉得小偷太可恶了，所以可以用这种方式去羞辱他。不让座的人太可恶了，所以也可以通过“赶他下车”来传播文明。传播文明应该以文明的方式，而不能以不文明、反法律的方式去对付不文明行为。不让座只是道德上的错，而赶人下车则是法律上的错。

    比政府习惯将“道德问题法律化”的冲动更可怕的是，这种行为有强大的民意基础，民间很多人支持政府这么做，动辄呼吁权力出手，呼吁立法惩罚不道德行为。所以，我们常看到小偷被示众时，不仅无人制止，甚至有人围着被示众的小偷打。嫌犯被游街时，会有很多人拍手称快。民间非理性、情绪化、反法律的思维，与官方热衷权力出手的习惯一拍即合，形成可怕的暴力。

    所以迷恋“道德问题的法律化”，很大一个原因是相关部门缺乏德治的耐心，没有耐心从道德上去化解，而是信赖权力的强制效率。道德总是柔性的，需要采用柔性的手段，劝说，解释，说服，诉诸自觉和领悟，很多时候效率很低，需要传道者的耐心。比如，有人不让座，需要耐心去说服，借助围观者的舆论压力形成道德压力。而如果“直接赶下车”，则有效率多了，不听劝告，就直接强制赶人，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缺乏法律意识，而迷信权力的万能。遇到问题就立一个法，通过法律手段解释道德问题，并不是信仰和尊重法律，恰恰就是反法律。真正的法治并不是什么事都找法律，而是意识到法律的边界，法律有所为有所不为，道德问题就应该交给道德裁决，用道德方式去解决，法律问题才应该纳入“法律帝国”。而眼中无法的人一个表现就是，什么事都诉诸立法。这种法，并不是真正的法律，实质是权力的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