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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著名职业规划和人生发展咨询专家的徐小平，这回却为儿子的教育问题犯了难。
徐小平的儿子若干年前在上海某中学国际部读书。一次，儿子回家告诉他，今天和同学一起去敬老院弹吉他，而且以后每周都会去。徐小平听了很欣慰。不料，儿子接下来说出的话却让他的情绪一下子跌到了谷底：“我们只是为了申请大学的时候，简历上好看一点点。”
“我真不明白现在的孩子为什么这么功利！”近日，在由加拿大国际青少年素质教育综合机构Me to We和北京四中主办的“明日领袖论坛”上，徐小平把这个困惑同时抛给了在场的500多名中学生，以及Me to We创始人、2006年世界儿童奖获得者克雷格·柯伯格，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嫣然天使基金会创始人李亚鹏等人。
国内不少中学生参加公益活动，确实有一些“动机不纯”。2004年后，高中毕业即出国留学逐渐成为一股潮流，而履历中志愿者服务的部分则对申请欧美高校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关，这对大多数“一心只读教科书”的中国高中生来说并非易事。于是，“经常有学生和家长问我简历怎么写，也有不少学生花钱让中介帮忙写”，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代表李大诚说。甚至，还有人将这种现象归究于中国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思维。
所有人都以为徐小平要把自己的儿子当作靶子继续“炮轰”下去，这时，他自己的想法却有了转变，“当一个社会、一所大学告诉成长中的孩子，‘什么是我们需要的，什么是我们提倡的，什么是录取标准’，那他们就会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是错了，也是标准错了，不会是孩子错了。”
那么，这个标准有没有错呢？让孩子知道原来作为社会人，作为一名大学生，就应该去关心弱势群体，没人会说这是错了吧？徐小平说，“这样的教育即便是应试教育，也不过是更加综合、平衡的塑造人才的教育，对人性、对社会有利而无害！”
克雷格·柯伯格对此十分认同。这位曾3次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慈善大亨，有志于做公益事业时，不过12岁，读8年级，相当于我国的初二。
“我记得我当时在吃早餐，看见报纸头条‘12岁的儿童被枪杀’。”柯伯格回忆，一个同龄人被枪杀，震惊了当时的柯伯格，他读完整篇报道，才知道这个主人公4岁就沦为童工，10岁被人解救，之后在社会上奔走呼吁，希望更多人关注童工问题。
柯伯格由此萌生了投身公益事业的想法。他的老师告诉他，“对一个学生而言，虽然读书写作很重要，但做慈善、融入社区也很重要，而且后者带给人的勇气和情感是更加难得的。”
当然，世界上只有一个柯伯格，对更多的中学生来说，要不要这么做？对中学而言，要不要把学生参加公益活动纳入教育体系？
“四中的学生，每一个都要有去农村参加支教的经历，每个班、每个学生每年都要完成足够数量的志愿者活动。”四中校长刘长铭说。
刘长铭说，志愿活动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新思路和想法，这说明公益活动和学生的学习、创造力并不是割裂的。
现场一名学生对国内中学生参加公益活动的可操作性存疑，她说：“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帮助他人的最基本的人性善的一面，但是现实生活中压力非常大。这种善心和压力之间会有冲突。”
李亚鹏说：“一般人都觉得做公益就是做奉献，其实做公益的人自己最快乐。”他分享了一则故事——
在嫣然天使基金会约100万个捐赠人中，有一位山西长治的中学生，这名女生通过邮局汇款，每次汇50元，前后总计捐赠了1200元。后来，她的朋友用微博发布了她的事迹。如今，这位女孩已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
这位女孩是在网上了解基金会成立的消息的。她没有零用钱，也没有向父母要钱，而是每天上下学拣易拉罐。这个行动坚持了6年。李亚鹏说：“我非常尊重那个女孩，非常了不起。中学生做公益不在乎多大，完全可以从小事做起，看你能不能养成这个习惯。”
克雷格·柯伯格也表示，中学生的年龄已经足够大了，至少可以为所在的社区服务。“当我很年轻的时候，志愿者精神在北美还不是特别流行，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情况已经改变，中国也可以这样。”
四中校友杨临风的名字经常被校长刘长铭在各种场合提起，他是阳光书屋——一个旨在通过为农村学校免费提供平板电脑和无线网来提升农村教育资源质量的社会企业的联合创始人。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短暂就职于波士顿咨询公司，辞职后同几位留学生一道回国改善国内农村教育，创办了阳光书屋。
杨临风对台下的中学生说：“你们都是在非常好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在很多城市学校，教育改革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视素质教育，但这些在农村是非常缺乏的。”
“有没有能够复制的方式，把这些不光知识，包括很多能力、思维的东西，系统化地带到农村去。”杨临风一直在想也一直在做。
“我们做每一件事情要有一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我们让世界变好一点，这个世界不是指地球和全人类，其实我们周围人，父母、同学，每天生活学习的教室、每天上学经过的街道对我们来说就是世界。如果每个人通过自己的行为让周围环境变好一点，这个世界就会变好。用今天非常时髦的话说就是‘正能量’。”刘长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