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的开放是稳中有为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不仅使世人增强了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信心，而且大大提高了世人对新一届政府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决策的信任度。

    新一届政府主政以来，有两个思路十分引人注目：一个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另一个是用开放倒逼改革，释放改革红利。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就是上述思路的具体体现。通过这一举措，不仅使世人增强了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信心，而且大大提高了世人对新一届政府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决策的信任度。

    设立上海自贸区是邓小平开放决策的延续

    首先，这次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范围设定为约28平方公里，这种做法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的路径是一致的。既然是试验，就必定有风险。因此科学地设定试验的地理范围就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成功，可以进行复制；如果失利，影响也是可控的。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设立上海自贸区，用开放倒逼改革，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宝贵经验。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提出，厦门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继而1988年邓小平又提出：“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1991年2月18日，邓小平视察上海时曾语重心长地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到了1992年视察南方时，邓小平更加十分感慨地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回顾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贸易自由化，还是金融自由化，上海在全国改革开放大局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2013年3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之后，将履新后的第一站调研放在了上海，并提出自贸区的设想，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说：“中国走到了这一步，就该选择一个新的开放试点。上海完全有条件、有基础实验这件事，要用开放促进改革。”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设立上海自贸区是邓小平开放决策的延续。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自贸区试验首要任务    

    为了使“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理想尽快成为现实，在上海自贸区所承载的五项任务中，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首先，投资贸易的企业主体地位需高度关注。在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主体仍然是企业。可在现实里，无论与周边近邻经济体相比，还是与世界高收入经济体相比，我国企业的进入门槛仍不如意。例如，根据世界银行集团对183个经济体的调查，2011年6月，在创办企业所需的注册登记、认证等手续数量方面，我国内地需14道程序，而香港只需3道程序，高收入国家需6道程序，世界平均水平需7道程序，印度也才需12道程序。正是由于手续数量多，也就造成了在我国创办企业程序所需时间成本高：我国内地是38天，香港是3天，高收入国家是17天，印度是29天，世界平均水平是31天。这足以说明企业的发展有赖于工商业运营环境的改善。

    其次，我国对外贸易的效益亟须提高。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的对外贸易虽然发展很快，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例如，衡量一国对外贸易效益的重要指标是贸易条件指数，该指数上升时，意味着该国出口更加值钱而进口更加便宜；该指数下降时，效益则相反。世界银行集团的数据显示，在2000～2010年期间，我国出口量年均增长速度为20.5%，印度为11.4%。但在贸易条件指数方面，我国由1995年的101.9降到2010年的77.4，而印度则由1995年的108.0上升到2010年的127.2。也就是说，虽然我国出口量增长速度高，但是出口价值却反而下降快，这就是我们外贸以量取胜发展方式的恶果。

    之所以造成这种格局，是与政府的管理效率紧密相连的。例如在为贸易提供的便利方面，我们差距明显。衡量这一差距的指标是后勤绩效指数，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后勤服务的总体情况，其中包括海关通关效率、贸易和交通运输设施质量、货物运输竞争程度、后勤服务质量、追踪在途货物的难易程度以及货物按时送达收货人处的概率。该指数分值从1到5，得分越高意味着绩效越好，得分越低则意味着绩效越差。2010年，在后勤绩效指数方面，我国内地是3.49，香港地区是3.88，日本3.97，新加坡4.09。尤其是海关通关效率最能反映官僚作风的实际状况。例如，出口单据是指出口各环节需出具的各类单据，这些环节包括政府部门、海关当局、港口和集装箱集散站、卫生和技术监控机构以及进出口银行。在出口单据数量方面，我国是8个，世界平均水平是7个，高收入国家是5个。由此也造成我国出口货物从装船地点到卸货地点所需的中位交期时间（50%是运输所耗时间）较长，我国是2.8天，高收入国家是2.1天。正因为如此，反映企业家对本国海关办事效率评价的海关手续负担指数（1～7，最差到最好）方面，我国是4.4，高收入国家是4.9；在反映企业家对本国港口设施评价的港口设施质量指数（1～7，最差到最好）方面，我国为4.5，高收入国家为5.3。可见，上海要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就必须大力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显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重中之重。

    上海自贸区改革措施是稳妥的

    如果仔细阅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3]38号），就会发现这两个文件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功能表述是有差异的。在总体方案中表述的是4个功能，即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而国务院通知所强调的是3个功能，即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明显弱化了货币自由兑换的功能。这反映了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对证券投资、跨境借贷与衍生品交易等短期资本流动的开放保持审慎的态度。一般来讲，实行货币自由兑换的国家都是先降低或取消经常项目的管制，然后再逐步降低或取消资本项目的管制。降低或取消资本项目管制的路径一般是：先长期资本项目，后短期资本项目；先允许直接投资，后允许证券投资；先放开债券投资，后放开股票投资；先准许资本自由流入，后准许资本自由流出。

    其实，早在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提出了“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从那时开始，人民币自由兑换就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1996年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当海外媒体再一次提问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问题时，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明确回答道：“目前我们还没有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所有跟我谈过话的著名的银行家都劝我，实行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要十分谨慎。因此，我们一定会实行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但是需要时间。也就是说，要等到中国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和中央银行的监管十分有力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实行完全的可自由兑换。”在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世界债务危机后，上海自贸区在总体方案中，一方面提出在试验区内实现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同时也提出“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在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要知道，美国在1986年才实现了完全的利率市场化，而日本1994年才实现了完全的利率市场化。因此，上海总体方案的金融创新的设计思路是正确的，措施是稳妥的。甚至可以说，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的时间表，不是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是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二是中央银行监控本领的提升。在宏观审慎框架内，根据形势的发展，上海自贸区这一“试验田”的经验，才能有效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逐步向全国复制和推广，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