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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4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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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

比利时人获诺奖与万钢的愤怒

张兴慧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10月14日   04 版)

    2013年各项诺贝尔奖相继揭晓,在中国国内再次引爆“中国人离诺贝尔科学奖还有多远”的责问声。出现这种状况也不难理解,因为在历史上,中国在科技上曾领先西方上千年,到现在竟然还没有一位中国护照持有者能摘取诺贝尔科学奖桂冠。

    事实虽如此,一些雄心勃勃、言过其实的预言却一直不绝于耳。

    日前,中科院院士、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就信誓旦旦地说:“10年之后的中国,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出现应该将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个案。”他列举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中国研发投入已达世界一流。   

    不幸的是,“世界一流的科研经费”多数并没用于科研。

    10月11日,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了两起涉嫌贪污科研经费的大案。据中国科协调查,中国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仅占40%左右。2012年,中国科研经费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只要简单计算一下便知,在中国,没有用于科研的科研经费数目之巨是多么触目惊心。

    万钢连续使用了“愤怒”、“痛心”和“错愕”三个词来表达他对中国科研经费使用现状的感受。他说的是现在,但现在却能预示未来。如果这种状况现在得不到及时的根本扭转,未来中国的科研状况也着实令人堪忧,轻则影响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努力,重则阻碍中华民族“科技兴国”的伟大梦想。    

    万钢的“愤怒”和“痛心”,使我不禁联想到比利时人获诺奖的现在和过去。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两位物理学家分享。一位是英国人彼得·希格斯,另一位则是比利时人弗朗索瓦·恩格勒。    

    在比利时,如果和华人聊天,人们习惯于将比利时称为“小比”。称之为“小比”,并不完全出于小瞧和蔑视,而是因为比利时地小人少。

    为了说明比利时的“小”,一些头脑清醒且精通算术的中国人还形象地用比利时一国与北京一市相比:大体上,北京的面积是比利时的一半,而比利时的人口却只有北京的一半;如果和比利时人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不认为自己是比利时人,一半认为自己是瓦隆人,而另一位则认为自己是弗拉芒人。    

    就是在这样一个“连比利时人都不认为自己是比利时人”的小国,比利时人获得的诺贝尔奖数量之多却令人惊羡。1904年,比利时人在根特市成立的国际法研究所获得“和平奖”。1909年、1913年和1958年,又有3位比利时个人分别获得“和平奖”;1911年,1位比利时人获得“文学奖”。如果说这两个奖项都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和“双重标准”嫌疑的话,而在物理、化学和生理学或医学奖(以下简称“医学奖”)这三项纯科学奖项上,比利时人亦有不错的斩获。    

    1919年、1938年和1974年,4位比利时人获得“医学奖”;1977年,1位比利时人获得“化学奖”。简单地加在一起,截至2013年,共有6位比利时人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同时也不难算出,比利时平均每百万人中就有一人获奖,这一比例在世界名列前茅。    

    特别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比利时人普利高津1977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正值中国恢复高考。中国人正以极大的热情张开双臂迎接“科学春天”,“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震天响。1978年,普利高津访问中国。他在中国科学院作报告时,听者云集,会堂坐满了人,外边走廊也站满了人。中国人对科学的渴望盛况空前。可直到今天,当年的那些听众中还没有一人能问鼎诺贝尔化学奖。    

    回顾此情此景,不禁有人会问:小国比利时,为何却能成为“诺贝尔奖大国”?我觉得主要有以下4条原因:   

    第一、思想和学术自由。比利时1830年之所以能建国,完全是当时的欧洲列强——英国、法国、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地利彼此较量和妥协的结果。所以,比利时被称为“人造国家”。正是因为这种妥协,比利时从建国之初就颁布了一部自由宪法,国王和联邦政府不能过多地参与和干涉地方事务。直到今天,比利时在教育问题上,瓦隆区由瓦隆人自治管理,而弗兰德斯地区则由弗拉芒人说了算。比利时多数大学虽然是公立的,资金多数也来源于政府拨款,但大学可以自主办学,教授可自由思想和自由从事科研。    

    第二、历史积淀深厚。比利时虽然建国时间不算长,但却是欧洲大陆第一个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积累了资金,从而反哺了比利时的科研发展。诺贝尔科学奖项都是需要长时间积累的基础科学,没有长时间的连续积累,一般很难获得原创性和突破性进展。    

    第三、科研工作者热爱自己的工作。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只有热爱才能坚持,只有坚持才可能取得突破。弗朗索瓦·恩格勒说,科研是他的最爱。直到今天,他已80多岁,仍坚持在实验室工作。    

    第四、科研经费只用于科研。在比利时,科研机构并没有富丽堂皇的建筑,也没有装修奢华的办公室。科研工作者进行科学交流时,也没有美食大餐和游山玩水。他们把获得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科研的“刀刃上”。挤占、贪污科研经费的现象更是少之又少。    

    反观中国的科研工作者,把科研仅仅视为谋生手段的有之,把科研对象视为摇钱树的有之,贪污科研经费据为己有的亦有之。有人总结说,中国的科研战线已经形成了一条可怕的利益链:专家学者争抢课题“要经费”,项目组成员巧立名目“花经费”,管理者以权谋私“批经费”。    

    如果这种丑恶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肯定不会成为“家常便饭”。但愿万钢的“愤怒”变成政府和人民的“愤怒”,尽早在制度上为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和“科技兴国”征途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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