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文章被抄袭说明什么

    我相信，如果读者朋友经历了我刚刚遇到的一件怪事，肯定也会“小”吃一惊，继而觉得有趣、觉得有点滑稽、觉得不可思议，直到引出某种思考。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当我看到中国某高校党委书记，一位头顶诸多光环的青年才俊涉嫌贪腐的新闻后，便萌生了写篇短文劝诫年轻官员的想法，于是便在互联网上查寻资料。结果搜出一篇题为《贪官年轻化说明了什么》的文章，读罢再搜，还真有几篇谈年轻贪官的文章，其中一篇的题目是《贪官已逐步走向年轻化》。

    我把这篇发表在新华网《发展论坛》的文章认认真真读了一遍，却吃惊地发现：这篇文章为何与之前读过的《贪官年轻化说明了什么》一文极为相似呢？于是，我把两篇文章的文字、论点、段落……一一加以对照，竟然“发现”：这两篇各为400多字的文章里，居然有319个字完全一样！一字不差！

    说实话，对这种卑劣的抄袭行为，我虽然很鄙夷、很气恼，但并不吃惊，原因是这类小小不言的造假行为，中国老百姓见得还少吗？真正令我吃惊并受到触动的，则是这两篇文章发表的时间。第一篇发表于2003年12月26日的《南方日报》；第二篇则堂而皇之地出现在2013年9月6日。这就是说，两篇内容文字几乎一样的文章，其“问世”时间一前一后竟然相隔了近10年之久！

    千万别小看这10年时间！诸位看客想一想，10年前的衣物你还能用能穿吗？10年前的故人故土是不是早已物换星移了？但为什么偏偏这样一篇分析贪官越来越年轻的文章却依然有被抄袭、被“重复使用”的价值？这岂不是一件极为反常的怪事吗？

    中国古代民间有句俗语是“事有反常必有妖”。那么，从我遇到的这件反常小事中，又能看出当代中国“吏治”即干部人事制度中的哪些问题呢？要寻找答案，无须它顾，只从被抄袭的文章本身去找就足够了。

    首先，一篇并不起眼的仅有400余字的小文章，之所以能在10年后仍有使用的“价值”，恰恰说明，贪官的“年轻化”至今依旧是中国干部人事制度中一个不可忽视、必须正视的严重问题。事实正是这样——

    据有关调查机构统计，在近年来出现的公职人员涉嫌贪腐的案件中，中青年已占到20%以上；即便是在大案要案中，这一比例也攀升至近10%。一名刚刚提拔为国务院某部副司长的年轻人，履职不久就敢于捞得2000万元的赃款；上海一家商业银行20多岁的“美女职员”仅工作几年就一次盗取上亿元躲往国外；一个大学生村官居然贪占村民保命钱上百万元……此类频发之案件还不足以说明事态的严重吗？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值得我们思考的倒是另一方面。那就是这篇10年前的文章也在同样极有说服力地证明，文中提出的一系列治理“贪官年轻化”的方法统统是无效的。什么“及早防范”，什么“关口前移”，什么“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等等，这些方法从根本上讲就是只对在权力场中的工作人员进行道德训导、规劝和提醒。现代管理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一个错误如果出现两次就必须进行制度性修补。而制度性修补恰恰是这10年当中的短板，当然也是缺失与遗憾。换句话说，要减少直至杜绝贪腐的年轻化现象，堵住中青年官员以权谋私的各种管道，唯一的办法和出路，就是必须对现有的组织人事制度进行全面具体卓有成效的改革，必须让权力与利益最大限度地脱钩，必须让权力和公众最大程度地挂钩。没有切割旧物、旧制和旧观念的改革，没有制度上的变革，没有严格的、完备的、公众直接参与的人事监督选用提拔制度，任何道德说教都只能是本末倒置、对牛弹琴。

    笔者以为，改革干部人事制度，首先要打破观念上的抱残守缺，打破所谓“年轻化”的新教条主义的樊篱。选人用人绝不能再简单地用年龄划线。这种有点进化论色彩的看法，是特定年代（“文革”之后，改革之初）的产物，怎能成为一条带强制性的硬杠杠？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花大力气、下大功夫，铲除贪官年轻化的社会条件。我们既然不可能把青年装进真空包装袋里，那就应该警惕并净化那些滋生年轻贪官的“土壤”、“空气”和“水”：升官发财的社会风气、缺少监督的权力架构、沆瀣一气的官场潜规则、选用人才的逆淘汰现象……正是这些巨大的诱惑叠加无形的压力，驱使许多青年才俊走入了人生歧路。从这个角度上说，尽快地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去遏制权力部门贪腐现象的蔓延，才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救赎。让污浊远离青年，把聪明、快乐、潇洒、纯洁还给青年，这是社会的责任，也是另一种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