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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显得忧心忡忡。“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我认为如何解读‘文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我特别想跟现在的好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讲清楚，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形式，通过大民主的形式，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窗外的阳光正打在陈小鲁脸上，67岁的他已经满头白发。但每当谈起那段往事时，他的情绪都会不自觉地激动起来。
2013年10月7日下午，这位老人在一场特殊的道歉会后，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道歉会在北京八中对面一家茶社的会议室里举行。长桌两边的与会者，无论是当年的老师，还是当年的学生，大多已头发花白。穿着蓝格布衬衫的陈小鲁首先发言：“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我想代表八中当年伤害过你们的校友，向你们真挚地道歉！”
“文革”期间，陈小鲁是北京八中“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陈毅元帅的儿子。
今年8月18日，他收到了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秘书长黄坚发来的一组“1966年校领导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的照片。其中的一张照片里，几百名学生聚集在教学楼中间的场地里，两名戴眼镜的女教师正低着头站在水泥台上接受批斗。一旁的男教师举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黑帮分子”四个字。身后的平房上，则挂着写有“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字样的条幅。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陈小鲁给黄坚的回信中写道。
事实上，过去在校庆活动时，他曾经专门走到几位当年遭受批斗的校领导面前亲口致歉：“老师对不起了，当年让你受苦了。”但相比于私下致意，他始终觉得，自己还欠老师、欠全社会一个“公开而正式的道歉”。
由此有了10月7日的这场道歉会。
“已经47年了，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开始一步步反思，当时觉得‘文革’是政治错误，后来发现它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宪，包括现在我也是从违宪的角度检讨自己。”陈小鲁说。
在聚会现场，公开道歉者不止他一人。“前不久我们看望了曾在‘文革’中被批斗的老校长温寒江，他说错不能简单归罪于哪一个人，但我们不能因为当时的大形势而逃避每一个同学自己的个体责任。我先代表我自己，向老师们道歉！”另一位老校友计三猛站起身来，向坐在对面的老师们深鞠一躬。
他在发言中提到，自己正在为1982年宪法修改的主要参与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撰写个人传记。“王汉斌很多次对我说，‘文革’违法违宪，使得民主与法制荡然无存，所以邓小平和彭真同志才在主持制定82年宪法时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一章提前到总纲之后，还特别加上‘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白发、老年斑以及日渐松动的牙齿同时在这些老人身上显示着岁月的力量。现场的投影仪里循环播放着当年的老照片，那里面都是一些值得追忆的好时光，许多人找到了他们第一天走进校园时的样子，另一些人则回想起这个曾经的男中头一回迎来女生时的热闹。年轻的陈小鲁也出现在黑白照片里面，那是在“文革”结束后，身着军装的他回到学校看望老师。
但照片里并没有出现1966年的那段日子，这是播放者黄坚刻意的安排。事实上，在将近3个小时的聚会上，老师们同样不愿意自己的学生执着于道歉这件事。
在最先发言的几位老师里，年近80岁的张连元一张嘴就有点哽咽。停顿了一会儿后，他说：“没有必要追究你们的责任。但是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把法治提到重点，今后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张连元努力用手按住自己的眼角，好像在避免再次掉泪。
会议快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发言者轮到了当年的生物老师赵荣尊。相比于其他坐下发言的人，只有她站了起来。她向坐在他斜对面的陈小鲁深鞠一躬说：“谢谢小鲁当年对我的保护。”显然，她更愿意回忆那些年里人性中的温暖。当年，几个初中学生把她堵在教室里，要给她戴高帽、剃阴阳头。凑巧路过的陈小鲁拦下了这些少年，“你们可以批，但不许揪斗，不许剃头”。后来，赵荣尊挨了一个多小时的批，陈小鲁也陪在她身边站了一个多小时。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确实我们没有资格大包大揽‘文革’错误，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就原谅自己。”陈小鲁对记者说，“对待自己的错误，无非就是几种，一个是否认，一个是忘掉，一个是推脱，还有一个，是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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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本报记者 陈剑 写文 本报记者 林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