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1958年6月26日，中国摄影家学会主席、副主席在京隆重宴请一位来自法国的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10年前，1949年，也就是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布列松曾经到中国旅行，用照相机对这个急剧变化的东方国度进行了记录，并于1954年出版大型摄影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这本书的序言由法国存在主义领军人物让·保罗·萨特撰写。
此时的布列松即将在中国度过自己的50周岁生日。他早已名满西方摄影界甚至文化界，其作品也为大众知晓。特别是他在1952年，以《决定性瞬间》为书名和序言标题出版的摄影作品选集，更是把这句话变为流行语，成为西方记录现实的摄影师，包括新闻摄影记者的口头禅和行动指南针。
当然，布列松的这些成就，他的中国摄影同行或许并不完全了解。在一个刚刚走出战乱，深受战争思维模式影响，急于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实现工业化、甚至现代化，处在狂热的兴奋之中，以“一天等于20年”来进行“大跃进”的国度和她的人民来说，为新生政权宣传、呼喊、鼓劲，是每一个从业者的第一要义，这也不该存有疑义。此刻的中国摄影界话语权主导者正在为“适当的组织加工”与“摆布”——这一照相宣传手段正名，布列松提倡的西方现实主义摄影基本规则——不干涉拍摄对象、抓拍、寻找典型瞬间等，即使为中国同行广泛知晓，想必也并不为他们看重。这不难理解。
不过，上述一切差异都不重要。布列松此次来华之前，曾向中方表达愿望说：“我希望自己的照相机能够记录一切改变，尤其希望用我的照片，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和目前的发展，包括工厂、公社之间的对比记录下来。”
当然，布列松也委婉地表达了能够有机会自由地“在街上游逛”这一要求。
有关方面对布列松来华目的迅速作出判断，认定，在大跃进背景下，他计划中的《十年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是一本通过新旧对比，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客观报道中国的新生，凭着作者的声名，这本书在法国，甚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都会有影响。这对宣传新中国将是十分有利的。先前的1954年，布列松曾应邀访苏，出版摄影集《莫斯科人民》，中国方面认为，这本画集反映了“苏联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也受到欧美各国欢迎。苏联新闻界对此也是赞誉有加。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布列松的中国之行值得期待。1958年，布列松抵达北京10天后，也就是6月26日的这次宴请，宾主尽欢，酒酣耳热之际，不知有没有人想起那个叫做埃德加·斯诺的美国年轻记者，22年前第一次来到中国，他所拍摄的那二十来个胶卷，给西方世界带来的震撼。那个令人愉快的美好记忆还可以复制吗？
6天前，学会已经安排布列松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拍照。这个水库由毛泽东亲自号召建设，并将于这一年的6月30日完工。布列松到达这里时，赶上了工程建设收尾高潮。陪同人员——学会的专业摄影家在一旁记录着布列松的一举一动：“布列松可称得上是个‘机枪射手’。在工地上，他几乎看到什么就拍什么，而且每个画面要拍很多张。”
陪同人员认为，除了布列松有“多照”的习惯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鼓舞了他。布列松说过：“我好像看到了金字塔！真了不起！”
布列松的工作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拍特写多，拍大场面少。有人告诉他，如果你早来几天，人多场面大，那才好呢！对此，布列松却不以为然，说，“即使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也可以在我的照片上拍下很多的人。”他还打了个比方，说：“大场面好比一锅米饭，特写好比菜——各式各样很有味道的菜。如果只有饭而没有菜，那就不好了。”
陪同者记下了布列松取景的方式：如果主体是劳动者，布列松就要选择足以表现工地的背景；如果主体是个物件，他就选择劳动者为背景。大坝护坡中间的一块木板上放着几双破手套、一把剪刀和一团线，而一旁并没有人。布列松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并不是只拍这几件静物，而是至上而下俯摄，护坡下面有许多人在工作。
此刻，这里并不是只有布列松一人在拍照。在喧闹的十三陵水库工地，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学会组织了北京地区数十位摄影家和摄影工作者在进行“创作”。事后的总结称：“这次创作活动是在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下，以跃进的姿态进行的。”有关部门期许，通过这次创作活动，摄影家们能够对“摄影艺术必须为政治、为生产服务”——这一唯一正确的创作方向有新的认识和深刻体会，从而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观点。
而这一切，与布列松这一远道而来的“法国友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晋永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