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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打球的那个时代，其实就有归化运动员，但那时的新闻传播方式没那么迅捷，没有现在的影响大。但越来越多归化球员的出现，根本上是因为我们的体育体制有不小的局限性。”中国男篮名宿、现任西北工业大学男篮主教练王立彬告诉记者。
在前不久结束的东亚运动会上，代表日本女篮出战的王新朝喜的出现，再度挑动了国人的神经。王新朝喜原名王岑静，1987年12月在天津出生。2003年，王岑静移居日本，改名为王新朝喜，就读于日本岐阜女子高等学校，在那里开始了篮球训练。随后她进入日本白鸥大学，2010年加入三菱电机女篮，征战日本联赛。
王新朝喜并不是第一位被日本队归化的中国籍球员，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前北京首钢女篮队员李明阳、曾在WCBA赛场征战过的李莎莎、2008年入选日本青年男篮并出战亚青赛的张天杰等。如果再算上其他领域，诸如当初的乒乓球选手小山智丽，以及被哈萨克斯坦归化的举重选手祖尔菲亚（原名赵常玲），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为其他国家和地区代表队效力。
“很多运动员都是被日本归化的，因为在归化运动员方面，日本开放得比较早。”曾经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王立彬告诉记者，“通常以收养、结婚和上学的方式完成归化。以历史的角度而言，被日本归化可能让一些人从情感上难以接受，但从其他方面看，这种现象应该是非常正常的。”
现在，被其他国家和地区代表队归化的中国运动员，大致分为两种。一类是李莎莎和李明阳这样，曾经在专业队训练，甚至入选过国字号球队的；而另一类就是像王新朝喜这样，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从中学后便移居海外的。前一种类型，由于其曾在中国篮协注册，因此便于监管——李莎莎和李明阳还从未代表过日本队征战国际比赛。但像王新朝喜这样的运动员，由于之前从未进入过中国的体育体制内，所以代表日本队参赛，中国方面根本没有办法。
但不论是哪种类型，归化造成了中国体育人才流失却是不争事实。究其原因，从表面上看，是我们运动员收入不高，特别是被归化人数较多的女篮运动员，每月仅区区几千元的收入，确实令许多运动员心灰意冷，但从根本上说，人才流失其实是中国教育和体育分立形成的体制壁垒造成的。
“日本的方式是，在球员的初中和高中阶段，由公司出钱让球员来到日本。这些公司，一般旗下都有自己的球队，球员上午学习下午训练，从来到日本开始，这名球员就是公司的正式员工，但我们的体制却给自己造成了很多限制。”王立彬说。
王立彬所指，无疑是现行体制下教育和体育的分立。如果从事专业系统的训练，那么学业无疑没有保障，退役后的出路非常狭窄。像女篮运动员，由于收入较低，危机感更强。但如果兼顾学习，又会因为教育系统的专业训练质量和条件所限，无法让运动员在运动成绩上达到高水平。
“我们现在有两种模式，缺少一种由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贯通的训练体制。不仅如此，教育和体育之间，还人为地设置了很多障碍。”王立彬举例称，在美国，学生运动员往往能享受一些优惠政策，可以兼顾训练和学业，“如果运动员4年中的大部分精力都在训练和比赛，不可能特别好地兼顾学业，那么学校就会同意你晚毕业几年，但国内不同，超过了时间很难再颁发毕业证书。很多用人单位，在招收员工时，还分应届和往届，一般的往届还不要，所以只能按时毕业，这就造成运动成绩和学业其实都没有搞好。”
由于训练和学业无法达到兼容，越来越多有潜力的年轻人，或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或像李明阳和王新朝喜一样，直接去跳出现有体育体制，去国外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现在，有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很多老一代运动员，不愿让自己的孩子成长在国内的体制下，而选择把他们送到国外去。
“在中国，除了丁俊晖，很难有其他运动员能说自己没有花过国家一分钱，但今后或会有所不同。”王立彬的女儿，目前在美国边读书、边打球，“职业体育只是一种赚钱的方式，但教育是基础。当初，我就是给女儿这样规划的，即便将来不当职业运动员，也不会耽误今后的发展。”
面对越来越多的归化球员，如何控制体育后备人才的流失就成了当务之急——不久前，中国篮协在教练员岗位培训班上对此进行过专门的讨论，提高运动员待遇、解决运动员后顾之忧等方式都被提及，但在教育和体育分立的背景下，这些更像是表面文章。
“自己好、不怕跑。但现在，学校对体育不重视，体育对教育忽视，不仅可能让更多的优秀体育人才离开，更严重的是，会致使整个国民体质的下降。”王立彬说。
本报北京10月2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