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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是2014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季节，苏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卓君教授很担心一种情况出现。日前，他在天津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大学精神高层论坛上指出，现在教育部门把就业率作为衡量一个专业是停是办的标准，就业率低了就会“黄牌”警告，再低的就要停招。他不赞成这一做法。“如果这样评价，大学的价值理性何处安身呢？”
王卓君教授是南京大学哲学系1978级的学生。他记得自己入学时，哲学系的录取线很高。而现在，国内很多高校哲学系已经多年没有收到第一志愿考生，苏州大学哲学系改为隔年招生。哲学专业在任何大学都属冷门，以就业率衡量，哲学专业肯定面临更大的停招威胁。
最近几年，我国许多高校尝试将就业率跟招生挂钩。针对2012届、2013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教育部连续两年发出通知，明确提出将就业率与专业招生挂钩。如2012年提出要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2013年要求把就业状况作为招生计划制订、经费投入、专业设置等工作的重要依据，连续两年就业率较低的专业，除个别特殊专业外，应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2012年9月，教育部还颁布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要求高校设置的专业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出现办学条件严重不足、教学质量低下、就业率过低等情况，高校主管部门须责令有关高校限期整改、暂停招生。
教育主管部门的指挥棒引来颇多议论。有反对者指出，影响就业率的社会因素众多，专业培养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就业率与招生挂钩，易诱使高校为就业率“注水”；大学围着就业率转，教育行为就会变得功利。
王卓君说，我们对高校的评价是“短平快”式的，高校对教师的评价也是短平快的，学生的学习也追求短平快。在他看来，当前大学教育面临两大恶果，一是知识的实用化、功利化，一是精神无操守，拒绝精神的追求和坚守，导致了大学的精神贫困。隐藏在知识实用化和精神无操守背后的，是“功成必在我”的狭隘发展观。他认为，应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大学发展理念。
“抛弃功利取向是很难的，尤其需要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共识，需要坚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需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王卓君说。
在此次论坛上，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洪一、副校长陈秋明等人提交的一篇论文指出，高职教育强调“技能本位”的模式逐渐显现弊端，其中一个弊端就是以就业为导向、以技能为本位强化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就业导向’并未导向高质量就业”。
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顾明远教授指出，功利化、官僚化、商品化是大学文化缺失的表现。他批评当今高校急功近利，只看眼前成果，所有评价体系都是发表了多少文章、得了多少奖。大学面临“官僚化”问题，缺乏科学民主，建设什么学科，学校怎么发展，往往在学校领导行政会议上决定，而不是通过学术委员会决定。“这也不能完全怪学校，上面就统得很死。”
他指出现今的大学商品化气息太重，把创收放在重要位置，很多大学靠开办高价培训班、乱发文凭取得资金，教师频频“走穴”，败坏了大学的名声，也破坏了大学文化。
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任少波说，当今大学需要摆脱“工具性”，超越“功利性”。哈佛大学校长凯瑟琳·德鲁·吉尔平·福斯特说过，人们要看大学的研究经费有多少，教师出版的论著有多少，但这些本身不能说明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的目标要比这些宏大得多。”
顾明远说，许多大学以北大、清华为模式，缺乏个性，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我国的一些老牌大学，如北大、清华、南开、天大等校，都有自己的个性。但现在1000多所公立大学、2000多所民办大学缺乏个性，以校训为例，很多学校千篇一律，没有体现自己的文化传统。
我国高校中，“创新”、“求实”、“勤奋”、“敬业”、“团结”、“严谨”等词语的不同排列组合，构成了很多学校的校训。如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北京师范大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等体现学校文化底蕴与精神的校训少之又少。
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胡显章将大学的种种表现概括为“失去灵魂追求卓越”。他说，不同类型的学校不应追求某种教条式的规范模式。我国大学精神出现衰微现象的根源值得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