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垦六十年

    金秋10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红枣飘香，高朋满座。特意被邀请回到一师的段晓兰老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老战友、老朋友和老部下的热情拥抱。今年84岁的段晓兰是农一师原师长林海清的夫人，1949年她随部队从甘肃酒泉出发，背着干粮边打仗边行军，历经40多天步行进疆。在女儿的陪伴下，她见人就拉着手说：“这里今天发生的巨变，是几代军垦人共同艰苦奋斗的结果。”     

    10月22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举行建师60周年庆祝大会，第四届阿拉尔红枣文化节也同时举行。曾经的戈壁荒滩，如今已变成阡陌纵横的绿洲田野，成为著名的红枣之乡，也成为重要的粮、棉、果、畜生产基地。

    一师是一支在战争年代战功卓著的部队，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南泥湾大生产，胜利完成被誉为第二次长征的“南征北返”，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 “中原突围”。解放战争后期，部队翻越祁连山，为新疆和平解放立下汗马功劳。1949年12月，全师进驻南疆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

    1953年6月，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步兵五师全师6328名指战员奉命脱下军装，集体转业为生产大军，整编为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一师。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农一师划归兵团辖制。从此，这支驰名中外的英雄部队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开荒造田，在“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无缰野马”的塔里木河两岸，创造了人进沙退的屯垦奇迹。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正是对这支部队的准确概括。200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县级阿拉尔市，实行“师市合一”的管理体制，师市成为兵团人建设的一座拥有30万人口的军垦新城。

    一师原政委张长坤这次也和老伴儿一起从乌鲁木齐赶了回来。他今年80岁，仍直着腰，高高的个子，思维敏捷，讲话清晰。他1949年进疆，1958年来到一师工作。离休后他回来过多次，在这位第一代军垦人看来，兵团的巨大变化，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也实现了当年他们那代人的梦想。

    回忆起屯垦岁月，张长坤唏嘘不已，他说：“当年吃过的苦一言难尽啊！”部队刚来到这片荒原时，为减轻国家负担，自力更生，种地造田，开渠引水。粮食不够吃，部队就吃草，瓜菜代。比饿肚子更受不了的是蚊虫叮咬。人们走路一张嘴说话，蚊子就都飞进嘴里。蚊虫咬得人睡不好觉，直到1952年部队发了蚊帐。

    段晓兰介绍，创业初期，部队只能喝盐碱水，露天宿营，后来才住上 “地窝子”。战士们每天与“两个月亮、一个太阳”为伴——早晨出工时，月亮还挂在天上；戈壁沙漠昼夜温差大，中午异常炎热，头上顶着个大太阳；晚上又出月亮时才收工。

    81岁的“老八路”吉育海如今生活在阿克苏市，这次他特地穿上了面料讲究的中山装。当年物资匮乏，一直到1951年下半年，部队穿着的还是1949年进疆前发的一身军装。部队要开荒戍边，还要执勤，衣服破了，起初大家还缝缝补补，可后来这唯一的一身军装根本无法应付。1951年夏季，吉育海他们班的12名班长和战士就脱成一丝不挂地干活儿，以免磨破衣服。开始他们班对这种“裸体开荒”秘而不宣，进行保密，后来才发现这种情况在其他班排也很普遍。  

    1963年，黄浦江畔响起了震撼人心的口号：“把青春献给塔里木”。在中央的号召下，在三五九旅“南泥湾精神”的激励下，上海知识青年争先恐后报名支边，纷纷“告别黄浦江，高歌进新疆”。据一师原副师长、上海知青杨海涵介绍，从1963年到1966年间，共有46500多名上海知识青年来到一师；而共有96000多名上海知青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号称十万上海支边青年。据张长坤介绍，仅一师12团，这4年间来自上海的知青就达4700多人，而12团总共才5000多人。这些支边青年的年龄在十四五岁到25岁，大多数是稚气未消的学生。

    1963年7月30日，22岁的杨海涵和女朋友一同从上海来到新疆兵团。那时他已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自愿申请进疆援边。刚来的时候，他和女朋友在一个连队，被发现后两个人只好分开了，那时兵团是不允许谈恋爱的。直到1970年，他和女朋友终于结成正果，他们把各自的床板搬到了一间屋里，就算是结婚了。

    杨海涵到新疆后第一次吃肉是在1964年的元旦，距他进疆已经整整5个月了。那时平常每天的早饭是苞谷糊糊，午饭是苞谷面馒头加一勺清水煮白菜或者清水煮葫芦瓜。元旦那天吃正餐前，连里先给大家上了西瓜和哈密瓜。他很快就发现这是为了让大家先填肚子，于是只吃了一块儿，留着肚子吃好的。开饭时，每10人一圈席地而坐，围着七八个菜，多是素炒菜，都是拿盆盛的。说起当时的情景，杨海涵还有些激动：“肯定有红烧肉的！”但每人只有一块儿，火柴盒大的一块儿红烧肉，还没尝出味道就已经进肚了。那顿饭，也是杨海涵入疆后第一次见到白面馍，只是传到他的时候，盆已经空了，他还是没吃上。

    一师的知青，主要来自上海，此外还有来自广东、河南、江苏、湖南、山东等地的支边青年。上海知青多数都是退休后才回到上海养老，中间调回去的只占20%。直到现在，还有四五百名上海知青留在兵团。在杨海涵看来，当时全国知识青年都在“上山下乡”，他们到新疆来支边也是一个必然的历史选择。回忆起这段军垦岁月时大家都会深有感触。杨海涵说，在这段支边经历中，他们有苦有累，有甘甜有辛酸，但惟独没有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