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什么》呼唤国人诗意

    “在商业大潮几乎要把远古的温情与诗意扫荡一空的今天，‘消费者’似乎逐渐丧失了审美的能力。”推出新作《诗是什么》的李黎日前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主办的该书出版座谈会上说。谢冕、周宏兴、张同吾、楚天舒、徐国宝等业内专家齐聚一堂，与李黎共话诗歌。

    朦胧诗与一代人

    身为50后的李黎自认为出生在一个“或许缺乏诗歌，但绝不缺乏激情”的年代。少年时的李黎熟读毛泽东诗词，诗中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是对李黎最初的诗歌启蒙。在内蒙古插队时那段 “跨上骏马，挥起套杆，在茫茫科尔沁草原上纵横驰骋”的青春岁月，进一步点燃了李黎创作诗歌的热情。在草原上一个个没有电甚至没有蜡烛的夜晚，李黎点着柴油灯读书、品诗、作诗，“被熏得鼻子、眼睛、衣服、被子都是黑的”，并在恢复高考后以阿鲁科尔沁旗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经历了“文革”从狂热到幻灭的过程，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文学的复苏，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朦胧诗”应运而生，校园里处处可见腋下夹几本诗集，戴大框眼镜，眉头紧锁的“诗歌青年”。

    那些叩问时代的诗句让李黎至今难忘。他在研讨会上非常自然地背诵出北岛的《回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然而诸如此类动人诗篇，当年却引发了学界的地震，有人曾称“朦胧诗”为“畸形、怪胎、毛孩子”。1981年，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大三学生的李黎在《文汇报》上以近整版篇幅发表了《“朦胧诗”与“一代人”》，为朦胧诗辩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是最早力挺“朦胧诗”的人之一，“李黎的文章让我得到了莫大的支持。”谢冕说，“李黎当年敢于质疑诗歌元老们是很有勇气的。”

    写诗的人比读诗的多

    《艺术评论》杂志主编唐凌指出，近20年，是诗歌备受冲击的年代。诗歌读者逐渐流失，诗歌写作、流通日益流于“圈子化”的倾向——用另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就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多”，诗歌成了“为生产者而生产的产品”。

    这样的“产品”，其质量自然值得怀疑。评论家周宏兴批评道，“尽管目前我国的诗歌产量并不低，但其中不少是‘乌七八糟的诗’。” 他希望《诗是什么》能够回答“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诗”这一命题。

    “我们现在太需要使人精神向上的诗了！”在研讨会上，周宏兴疾呼。在他看来，当下能够直指人心、呼应时代的诗歌作品少之又少，而即便好的作品出现了，也往往得不到关注。

    “的确，诗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物用。书画尚可以按每平尺论价，歌曲也可按市场需求定价，而诗则无法评估出多少钱一行、多少钱一首。”李黎看到了一个尴尬的现实：许多人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有关“诗”的一切。

    这种尴尬不可避免地被投射在当下的诗歌研究上。谢冕直言当下很多研究诗歌的人反而不懂诗，“一篇篇论文不知所云，绕来绕去地讲一些西方的艰涩理论，看不到诗情，也看不到中国文化的传承。”

    创作者乏力、喜爱者寥寥、研究者混沌——诗坛的现状让参加研讨会的专家们很是痛心。“重建诗歌在文学乃至整个社会中的地位，迫在眉睫。”谢冕说。

    对美缺乏感受力的心灵，很难有幸福感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李黎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就已经完成了“诗是什么”这一诗学本体论研究的课题，之后他从事中美文化交流工作。近30年后，李黎重拾这一议题。

    《诗是什么》是李黎多年来有关诗歌理论批评的专集，书中强烈的时代意识受到了多位专家肯定。李黎说：“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被物质化的东西充填得太满了：拜金主义，消费风潮，利益至上，等价交换……如果商品经济的发展侵蚀了包括文化、教育、审美甚至信仰等一切领域，那就必然会出现社会的精神危机。”他想借这本书，由诗歌领域切入到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审美生活，唤起当下社会的审美需求。

    “诗歌就是梦想！”须眉皆白的谢冕言语间激情不减，“整个社会漠视‘虚’、漠视‘梦’、漠视精神，那是病态的。一个精神高贵的社会，肯定是一个前进中的社会。”张同吾表示，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应该具备在世界舞台上的感召力与影响力。

    李黎透露，自己正在筹备一个名为“诗歌中国”的系列活动，拟于明年启动，力图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让诗歌再度走进国人的生活。“一颗对美缺乏感受力的心灵，很难说是一颗充满幸福感的心灵。”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