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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升走下今年“振兴杯”车工操作考试赛场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没戏了。
决定这个来自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希望之星”输赢命运的，是车床的卡器。沈旭升5个月训练使用的是三爪卡器，但到沈阳后他才得知，比赛规定的卡器是四爪的。申诉无果，硬着头皮走上考场，“卡器一变，工艺流程全部改变，结果可想而知”。
“归根结底就是吃亏在经验少。”沈旭升的教练——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技师张瑞军说，东部中部地区参加过比赛的企业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车工的比赛，什么也不知道，只能按着文件要求自己摸索”。
与东部和中部企业健全的人才选拔机制和备战培训机制相比，“自己摸索”几乎已经成为西部省份企业的青年车工在备战“振兴杯”时唯一能做的。
在今年“振兴杯”的车工赛场上，东部和中部的企业凭借着经验和培训资源的优势将西部企业远远甩在身后，西部企业车工纷纷感叹：“输在了起跑线。”
“时间紧，事儿又多，备战环境根本没法和别人比”
今年10月中旬，兰州通用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的艾天成接到了“振兴杯”的基础文件。之后，他才开始了正式的备战。
同一时间，与他相隔近2200公里的赛事举办地沈阳，辽宁省车工类省赛第一名李英全正在团沈阳市委的安排下，和其他几名参赛选手一起接受沈阳市装备制造工程学校老师的专业培训。
“时间紧，事儿又多，备战环境根本没法和别人比。”艾天成说起自己半个月的备战经历很是无奈。即便还有半个月就要参赛，每周工作6天、每天操作车床工作8个小时的制度依然雷打不动。
青海油田机械厂的车工晋建红的境况比起艾天成要好一些。车间里其他的老车工会不动声色地帮他和另一位参赛选手王佳承担一部分工作，经验丰富的他们还会在下班后给两位新兵“指导指导”。
但也仅限于此。
基础文件下达后，晋建红和王佳也只能咬着牙“自己拆分图纸、自己买参考书，自己摸索文件要求练习”。
徐工集团随车公司的余晓冬和吕洪海成了他们羡慕的对象。被本届赛事车工类裁判长张世龙视为“传统车工强省”的江苏有健全而丰富的培训与选拔机制。徐工集团团委书记刘一帆介绍说，每年的比赛集团都会建立起工段-子公司-集团的三级选拔制度，对层层选拔出的优秀人才，集团还会安排经验丰富的优秀技师予以培训和全程指导。
“要是我也能专心培训一个月，结果肯定会好得多。”艾天成则把比赛失利的原因都归结到培训上，“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没准备好，所以没办法了”。
“收入少，干的活还又累又脏，5年才招了两个年轻车工”
在企业培训机制不健全之外，年轻车工稀少是西部企业面临的普遍困境。这也导致了其竞争乏力，难以在“振兴杯”上取得佳绩。
屈信林是青海油田机械厂机加工车间的班长，也是本次“振兴杯”青海省车工选手晋建红和王佳的技术指导。在沈阳看到东、中部省份的年轻参赛选手后，他很着急：“东、中部年轻选手很多，相反我们根本没这么充足的后备人才。”
参与过4届赛事裁判工作的张世龙对此十分认同：“西部和东部中部的差距，说到底就是人才储备不足。”
人才储备不足的弊病，在西部企业已经从“隐疾”走向了“爆发”。
在青海油田机械厂机加工车间，已经从最初的70多位车工锐减到如今的17人。符合“振兴杯”参赛要求的，仅仅只有晋建红和王佳两人。“收入少，干的活还又累又脏，车间5年才招了两个年轻车工。”在青海油田机械厂的车工岗位已经工作了30年的屈信林说。
沈阳市装备工程制造学校高二学生岳岐雷学的正是车工类的专业，17岁的他今年被“振兴杯”吸引，报名成为一名赛事志愿者。看过各地选手的赛场表现后，他很是兴奋：“我将来一定会做车工，我要留在辽宁，这里机会多、成长快。”
“我们西北的车工不怕吃苦，我们只怕没有机会”
在赛场上，这批扎根在大西北的年轻人不肯轻易认输。
车工工作需要长时间弯腰，5年的工作和备战“振兴杯”的“疯狂练习”让晋建红腰椎、颈椎等部位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病症。比赛结束后，回到宾馆的他一头栽在了床上。
“没什么后悔的，这次就是来找差距、向优秀车工学习的。”说这话时，晋建红看了眼放在床边的工具箱。来参赛时，为了保护工具，他没敢托运，带着130多斤的工具，辗转坐了近50个小时的火车才来到沈阳。
可喜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西部企业愿意作出改变。
沈旭升所在的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为了今年的“振兴杯”下了大工夫。不仅在备战期为沈旭升提供包住包吃的待遇，还买了最好的器具以供他练习。赛事举办前，总经理王友照还特意安排了两位经验丰富的技师陪同沈旭升参赛。所有费用，公司全报销。
“我们西北的车工不怕吃苦，我们只怕没有机会！”沈旭升一字一顿地说。
实习生 袁贻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