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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网上一个叫“李佐军”的人，自称在某个特定场合，做了一篇“我认为是2013年”的演讲。他通过很多分析，得出很多结论，其中最著名的预测是，“2013年前后（最可能是2013年七八月份），中国可能要爆发一场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表现：部分中小企业破产、部分银行破产、部分地方政府破产，这是我们下一步要面对的这么一个状况。”
由于这段预测在时间上过于确定，跟算命先生说某人某天某时要遭遇大难一样，可验证性实在太高，因此到处疯传，受到高度热捧，连一些比较正规的财经类网站都看中了，予以热情转载。
“李佐军”所说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到来。就此番预测失误，“李佐军”并没有出来作出解释。公众出于善意以及对学术自由的宽容，也大抵能原谅这位“李佐军”。再说，两年前作出的预测，不大会损害到哪个具体人、具体机构的实际利益，估计不大会有人去找这位“李佐军”理论一番。
其实最近几年，经济预测失败的个案，屡有出现。比较典型的是“房价”预测，凡是预测要跌的，全部失败。根据这种预测作出不买房决定的，损失惨重。不过也没有人去找房价预跌者打官司。其他还有股市预测，当年在6000点的时候，很多专家言之凿凿，10000点指日可待，无数人听信其言，损失惨重，不过有言在先——“股市有风险，入市需慎重”，责任自担。
无论宏观大势还是微观经济，预测的屡屡失败，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也不例外。为此，有个美国学者编写过一本《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试图回答经济学不是科学的原因，无外乎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建立在“理性经济人”之上，但“理性经济人”本身就是一个假设；研究本身离开了科学精神；决定经济走势的变量太多，经济学家不可能穷尽；等等。
不过无论预测多么失败，人们还是非常热衷，而且就像上面提到的“李佐军”预测一样，时间越精确，传播或相信的人越多。实际上，这是一种对未来社会生活不确定的焦虑感所致。
如果未来社会生活诸问题都可以用数理公式精确预测，就可以大大降低人们对未来的焦虑，而众所周知，这样的假设是荒唐的。人不可能对这种焦虑无动于衷，于是首先发明算命术，世界各地一度对能够以各种方式算命的人士尊崇有加。科学昌明，自然科学获得确定性后，自然而然，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引入科学研究方法，不可否认，预测的准确概率是大有提高的。
但无论如何引入包括数理方式在内的科学方法，都无法绕过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不确定性这个问题。即便在所谓“大数据时代”，预判也只是无限逼近未来真相而已。
所以，大部分人文社会学科仍然乐此不疲，在或隐或显搞预测。哪怕是历史学，看似研究过去，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不是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吗？记得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一部政论片叫《让历史告诉未来》，“告诉未来”四字，将预测意图说得更明白。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如不能解释当下，“展望”未来，研究的意义便大打折扣。还有一些看似与当世社会生活毫无瓜葛的学问，在间接意义上，也是在为预测做基础性的准备。
无论准确与否，预测未来，就像人需要吃饭一样，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情，人类依靠文字和记忆保存，路径依稀可辨；对当下触手可及的事务，人类根据各种理论和认知图式予以解释，以求“安身立命”；唯独对未来的预见，除了当下显得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和认知图式可作分析工具，其他没有任何路径。也因此，对未来的判断失败了，其实是可以原谅的。当然，那种哗众取宠，毫无专业功底和逻辑判断的“预测”不在此列。
人文社会学科，尤其是与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领域，预测者下判断的根据，往往是当下的社会动态与政策及其后果。而预后“良”或“不良”，都构成对政策的赞同或批判，对执政者来说，无疑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提醒，从而可以及时作出政策调整，而政策调整反过来又促成预测的不准确。
思想的自由特性，决定了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并不存在独家垄断的“预测”。客观而论，各种研究机构的“预测”结论越多，结论之间有更多的争论、相互说服和补充，未来的发展与预测之间的契合度越高，就此而论，学术自由是社会复杂化的必然要求。
任大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