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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鸟绕日飞翔，象征十二个月的十二条光芒顺序旋转……这个太阳神鸟的图案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也是它的发源地四川成都的象征符号。
从机场高速进入成都市区，便可看到伫立在天府立交桥顶端巨大的太阳神鸟雕塑，它一边向从八方而来的客人致意，一边见证着周遭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一座船形的建筑拔地而起，那就是成都高新区管委会所在地。
20多年前，这艘“成都高新号”大船从肖家河的一片农田上开始筑梦启航，历经筚路蓝缕的一次创业、产业集聚的二次创业，如今再次鼓满风帆，开启三次创业的新航程，激流勇进，破浪而行。
在这片1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业的激情再次被点燃，创新的活力再次被激发。
这背后，是成都高新区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是成都高新区审时度势的主动选择。
世界变了，高新区怎么办？
“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高新区下一轮怎么发展？”调研时，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成都市委常委、成都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超的脑海里。
刘超在2013年3月被正式任命为成都市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此前曾分管成都市工业、科技、招商引资的他对高新区虽然并不陌生，但并未有过深度详尽的了解。“比较突然。”刘超回忆说，“来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摸情况”。
调研刚开始，他发现有的部门把自己当成了“落后地区来考察学习经验的领导”——不断介绍部门过去取得的成绩和发展经验。这让刘超非常担忧。在这位新书记看来，成都高新区过去二十多年取得的成绩当然不容否认，但更重要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这场小范围的调研从3月初持续到5月底。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汤继强全程陪同参与此次调研。两个月的调研结束后，他的调研笔记记满整整一本300多页厚的笔记本，“刘超书记下了很大决心，是一个个部门、一个个企业、一个个街道去调研、走访、座谈的，发现了不少问题。”
曾经，招商引资和自主创新是成都高新区发展的“双轮驱动”。但近年来，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引导下，一部分跨国公司的制造企业向发达国家本土回流；另一部分制造企业或制造环节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移，国内企业各地的竞争也在不断加剧。调研中，就有区内企业表示，其他省份甚至出动了省长、市长前来动员他们搬到别的地区落户。
成都高新区感到了压力——下一步该怎么发展，怎么保持自己独有的竞争力？刘超意识到，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成都高新区可能需要在一个更宽广的视角上进行一次总体规划。调研中不断有人提起当年的“一次创业”、“二次创业”，这给了他灵感，“三次创业”的想法呼之而出。
显然，这不能再只是由决策层在小范围调研，“所有人都应该参与进来”。
很快，“三次创业大调研大讨论”活动开始了，刘超亲自审定30多个与成都高新区发展相关的课题，由各个部门进行调研讨论。最终形成24份调研报告，其中不少报告还借助了“外脑”智囊团队的分析研判。
“这个调研不是应景，实际上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汤继强说，“我们是全员参与，每个部门结合自己的选题提出自己的方案报告，最终形成调研报告。”
2013年10月16日上午，刘超主持召开成都高新区工作会议并做报告，正式提出“推进三次创业，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这一成都高新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整体思路。当天下午，成都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2013年第十七次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成都高新区的三次创业蓝图。
三次创业的大幕徐徐拉开，成都高新区又一次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正如刘超在报告末尾所提到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美国人害怕的是什么？
成都高新区是国内第一批喊出要把“创新驱动”作为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根本动力的高新区。创新，是三次创业的主线。
“全球科技和产业版图正在改写，我们现在有机会去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高点，甚至在一些有基础、有条件的领域实现‘弯道超车’、跨越发展。”汤继强来成都高新区工作已经10年。在他看来，这次创业是“跳起来摸高”，对高新区在新环境下提出了新的高要求。
历经20余年的发展，当年肖家河的那片农田早已脱胎换骨，林立的高楼、惠民的教育无不昭示着成都高新区如今殷实的家底——2012年，成都高新区实现工业总产值2230亿元，成为四川省首个2000亿工业园区；成都高新区GDP占全市十分之一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市五分之一，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省8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省三分之一强；截至2012年年底，成都高新区累计入驻各类企业4万多家，其中外商投资企业1000多家，世界500强及国际知名企业120余家。
当初的成都高新区更多的是要解决生存的问题，如今则是力图在新形势下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环境变了，不能再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了。无论是产业布局还是招商引资，都要有更清晰的方向和侧重点。”汤继强说。
按照三次创业的规划，成都高新区将重点打造下一代信息网络、电子核心基础、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生物医药、生物医学工程、航空装备、先进环保“七大产业集群”，计划通过“三步走”，到2020年基本建成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而创新，这条三次创业的主线，是保证这些目标实施的关键。刘超强调：“要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根本动力。进一步集聚创新要素，健全创新体系，优化创新环境，积极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努力率先将经济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上来、转到依靠创新驱动发展上来。”
按照三次创业的规划，成都将实施包括企业创新主题培育工程、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工程、科技金融创新工程、人才强区工程在内的四大创新工程，推动经济的内生式增长。
“美国真正应该害怕中国什么？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创新创业，才是中国未来真正的优势所在。”2013年9月30日，这句出自《华盛顿邮报》的话出现在北京中关村展示中心大厅，迎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成员。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第一次走出中南海进行集体学习，而学习的主题就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当下中国，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正成为不可避免的主题。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活动，引起全党全社会的关注。刘超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是这样解读的：“中央重视创新驱动发展，寄望于落实创新驱动发展，高新区责任重大。”“临危受命”，作为全国高新区第一方阵的一员，成都高新区当仁不让。
在刘超看来，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建立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正是三次创业工作的重点。
越来越国际范儿
“很难想象，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成都天府软件园的创业者李雁川至今记得，两年前他还身处德国时，惊讶地发现，周围的人都在玩一款中国人开发的手机游戏《银河帝国》。他当时更没想到的是，两年之后，自己会来到四川成都高新区，成为《银河帝国》开发者的邻居。
2011年年底，李雁川离开德国回到北京，最先在北京蚕豆网担任CTO做开发应用。2012年年底，他选择离开北京，到成都做手机游戏创业，吸引他来到这座西南名城的最重要因素，是产业的聚集。
据了解，截至2012年年底，成都已聚集移动互联网领域相关企业400多家，移动互联网创业团队500多个，从业人员约两万人。因为“成都造”手游吸金能力直逼北上广，成都已经成为业内的“手游第一城”。
2013年3月，应用商店市场数据分析服务提供商App Annie发布“2012全球App开发商收入榜前52位”榜单，其中，中国有两家企业入围，而这两家企业——数字天空和尼毕鲁科技——均来自成都高新区。
“在天府软件园，既有做游戏剧本的，也有做游戏原画的，还有做游戏音效的。我需要什么服务，打一个电话马上就可以约出来见面。之前我们也考察了欧洲还有国内其他一些地方，但是都没有成都这样好的条件。”李雁川这样解释为什么选择成都。
“有时候我出去买水喝，碰到的都是做游戏的，大家聊聊想法，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氛围我很喜欢，对我们做这一行很有帮助。”李雁川说。
从海外归来的李雁川觉得，成都这座西南城市正越来越有国际范儿——这里的创业者谈论的都是行业最前沿的东西，很多人还在日本、东南亚开设了分公司，“这样的视野很少见”。
当然，宜居的城市生活也是重要原因，成都能让创业者更专注，“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我的员工上班来回三个小时。我觉得对于创业者来说，都希望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创业中而不是被白白消耗。”
正值而立之年的李雁川，或许可以作为成都三次创业宏观背景下的一批创业者代表——他们多从事高新产业，因成都的区域定位和产业优势而来，依靠政府的扶持，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开创自己新的事业，参与到世界竞争中去。
这儿是创业的热土
缪琴的工作之一，就是采访如李雁川这样的创业者。
2005年毕业后，缪琴正式成为《成都日报》“跑”高新区的记者。第一次到成都高新区采访时，缪琴是一个实习生，而成都高新区管委会还没有搬到现在的“船屋”。如今，她已经是一个见证了成都高新区发展成长的“老记者”了。
由于职业的关系，缪琴了解到许多成都高新区创业者的故事，在她看来，成都高新区的特点是“专业”和“高效”。前不久，她刚刚采访了一家做医学成像的公司，对方告诉她，虽然公司所属行业涉及的内容很专业，但成都高新区负责招商引资的工作人员却很“懂行”，这让他们非常意外。
“这支团队真的很专业，他们考虑的不光是企业有没有吃饱穿暖，他们不仅是‘保姆’，还更像一个导师，这是很多创业企业愿意来这里的一个要素。”缪琴说。
一直以来，成都高新区对创业者都有政策上的扶持。例如，2007年9月，由成都高新投资集团出资打造，成都天府软件园运营管理的非营利性专业孵化平台“创业场”就设在天府软件园内，主要面向移动互联网行业初创型创业公司。
总面积超过两万平方米的创业场，拥有39～118平方米孵化单间近150间，根据规定，创业企业第一年入驻的租金全免。此外，创业场每年举办行业活动、创业培训、讲座数十场，每个月至少都会有一场论坛，邀请大型企业和业界知名人士与创业企业进行对话交流。
2012年，“创业场”甚至在天府软件园D5地下一层开设了一家非营利性质的“灵感咖啡”。这是一家移动互联网创业主体咖啡馆，一杯卡布奇诺咖啡的“创业者价”只需要5元。同时，咖啡馆配备100M带宽的中国联通和电信双备份网络，免费为各种交流活动提供幕布和投影仪、洽谈室、会议室等设备。
同时，创业场还牵头设立了天府天使投资俱乐部，成员包括腾讯创始人之一曾李青、360董事长周鸿祎等。截至目前，“创业场”累计为创业团队引导投资超过 4000 万美元，协助其取得政府资助 1500万元人民币。此外，为帮企业节省成本，创业场可低价提供西部最大的国家级公共技术支撑平台。如企业自行托管1年带宽为100兆的服务器，市场上平均租金约为1万元，而在创业场内他们只需支付3000元。
万事开头难，对于刚进入创业阶段的创业团队来说，区区几万元的开支就有可能伤筋动骨。李雁川告诉记者：“当我们只有五个人的时候，我们迫切需要资金，这方面，成都高新区的支持非常好。”
在一些地方，科技型中小企业要获得银行贷款难于上青天，而成都高新区一直不遗余力开创融资渠道，变“天堑”为“通途”。汤继强在高新区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梯形融资模式”成功化解了他们的融资难题。该模式是一种伴随中小企业发展而动态适配的政府引导、民间资金积极参与的社会化投融资解决方案。针对企业所处的成长阶段，政府很清楚何时该给企业无偿投入，何时该鼓励企业引进风险投资，何时让适合的银行、担保机构进入，何时该帮助企业进行股权融资，何时帮助企业改制上市。
今年年初，成都高新区还正式启动统借统还贷款业务，并成功为成都安可信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提供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7060万元。
几年前，奥泰医疗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邹学明带着研发的超导磁共振医学成像整机系统从美国回国。从造访成都高新区到决定在此将成果产业化，前后仅21天时间。他说：“决策的过程没有比选太多城市，因为相较国内很多城市，仅成都的科技资源优势这一项，就已非常具有竞争力，更何况成都高新区对科技企业，特别是对初创型、成长型科技企业的扶持等方面，也少有对手。”
几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归国博士、教授，带着自己先进的科研成果回到国内，进行成果转化、产业化。邹学明发现，“海归”科研专家创业来成都已是“多数派”共识。他认为，这其中，除了这里的创新成本更具竞争力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成都的科技资源要素能很快地转化成为创新要素。“眼下，我们的‘成都智造’产品已远销美国、俄罗斯以及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邹学明的观点和迈克尔·戴尔不谋而合。
“越来越多的全球科技企业关注到成都，这里有着全球很多城市都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科技资源，这里有专业素养的人才，我们甚至可以与这里的高校、企业协同创新与研发。”今年6月，在戴尔成都全球运营基地在成都高新区投产仪式上，专程赴蓉的戴尔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戴尔说。
据成都市市长助理、成都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韩春林介绍，今年1月至9月，成都高新区新增各类科技型初创企业380家，其中高层次人才创业企业74家，大学生企业67家，移动互联网企业160家。
“这是创业的热土。”在缪琴看来，成都高新区的遗憾是还没有出现像深圳华为、青岛海尔、杭州阿里巴巴这样级别的本土企业，但也许，它们的种子正在同数千家企业一起，已生根发芽，正待郁郁葱葱。
“说不定过几年，就会有我的采访对象成长为这样的企业！”缪琴说，“若干年前，外界看成都高新区还是通过英特尔，但是经过这几年，成都高新区本身就是自己最好的代言。”
“成都高新区是成都乃至西部的创新‘发动机’。”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杨跃成分析说，三次创业对于驱动创新、扩大开放、吸引高层次创新人才打开了一条更广阔的通道，“这是吸引全球创新要素聚集成都的筑‘梦’窗口。”
撰稿/本报记者 供图/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