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落地

    ■每一代人都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发现世界。

    100多年前的中国，一个名叫梁启超的年轻人的文字使“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胡适评价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几十年后的美国，《新共和》年仅26岁的编辑李普曼被介绍给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微笑着对他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听说你是30岁以下最著名的美国男士。”

    当初读到梁启超与李普曼的传奇，内心充溢着无限的冲动与憧憬，而所滋生出来的那点虚妄的理想主义和自不量力，也让我放弃学了4年的理工科。现今的中国在繁荣强盛的光环下也有着不安与混乱，这激发了年轻人的参与感与责任感。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往往会产生出巨大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要参与到推动社会变革与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去。

    媒体上不同思潮的交锋，关于中国将往何处去的争论，都能激起我对这个国家的好奇心，对这个社会更深刻的理解。这些唇枪舌剑的交锋消除了长期教条教育所造就的我对历史和社会的冷漠与无知，而智识上的快感则激发我以更大的兴趣再去阅读相关经典。每一代人都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发现世界，而媒体在智识的传承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无论媒体的孙志刚案报道，还是那个致力于开启民智的报人梁启超的文字，都燃起了我转入新闻业的理想主义火苗，惟愿能够在社会转型中担当起启蒙者的角色，做鲁迅笔下的“惊醒铁屋子里熟睡者的人”。

    2010年，微博风生水起，周围有不少同学开通了微博，他们偶尔会问我一些问题，使我非常惊讶：从来不关心政治的理科同学们竟会关心起这些问题。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媒体技术对于言论的意义。而我自己，也从中受惠颇多。周围同学因微博而产生的疑问，更让我开始有意识地向他们传播一些“叛逆”的思想，我非常满足于他们第一次听到“非正统”消息时的兴奋与惊奇。

    我欣喜地看到同学们所发生的变化：从几年前为抵制家乐福叫好到后来冷静地看待抵制日货，从几年前对政治的犬儒冷漠到如今喜欢主动谈论政治。但同时，我也产生了更大的困惑：我们对政治的关注更多出于某种猎奇，我们津津乐道于那些不会在报刊上出现的新闻，知晓某些“内幕”，更使我们产生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我们对自己不甚明了的事情侃侃而谈，却不能静下心来读一两本书；我们痛恨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语句，却经常给人扣各种帽子，“不转不是中国人”之类的字样更是经常出现在各类文章中。我开始渐渐明白，在这个喧嚣复杂的时代里，单单依靠读那些传播力较强的短平快的语句，或是慷慨激昂的宣讲与传道，是不能完成智识上的传承的。

    启蒙并不仅仅是传递看似离经叛道的消息与观点，而是在多元信息观点碰撞中形成独立思考与判断。从某种程度上，我的确打破过同学所接触的单一信息环境，但这种信息的获得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对每一个热点慷慨激昂旗帜鲜明地表达态度就是参与了社会进程。我并不是说态度的表达不重要，只是我更多地看见的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激情式的政治表达很容易让人丧失“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的脚踏实地，或是把自己的不顺遂统统归咎于体制。口头上宣扬理想主义并不难，难的是让理想主义落地。我见过我的同学把自己的挂科归咎于大学教育管理的不合理，我也见过在媒体实习的朋友，因为“天天干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没什么意思”，两三天后就离开。

    明年毕业后，我即将进入媒体，对于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我已作好心理准备。比起体制，工作的日常琐碎更能消蚀人的激情。任何理想主义都必须回归到细节的经验性的东西上。我认为没有经过平庸日常检验的理想主义都有些虚假，希望不断地反思能使自己更加务实认真。

    相信个人力量，尤其相信个人力量所做的一分一寸之改变：在平凡生活中对知识的渴求，对原则的坚守，拒绝一切谎言与虚假，并不比启蒙者的传道卑微。

    我并不认为，这种改变意味着当初的理想主义已被现实消磨殆尽，减少的只是其中的虚妄与不自量力，多的是一份审慎与务实。

    学者钱理群艰难推行基础教育改革之时曾提倡“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让我很受触动：“把理想的追求落实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现实行为，且预先估计其有限性，不抱过大希望，像鲁迅的‘过客’一样，听着前面的声音往前走，如果可能就联合一批人搀扶着走，如果没有，就一个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