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击现场疑点待解

    如果专案组成员刘密（化名）所言属实，又如果这枚击中死者的弹头能在当年庭审中公开，1996年的广西横县陈绍红案可能不会争议至今。

    “无论是对被告人有利还是不利，收集到的证据都应该向法庭出示。”在中国人民大学物证鉴定中心副主任刘晓丹看来，除了一些涉及国家机密的证据外，物证不应该成为秘密。如果被告人申请再审，可以要求出示这份证据。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陈绍红案一审判决书所列举的证据中，仅有一枚经鉴定为陈绍红在厨房内击发的弹壳，而没有那枚击中死者的子弹头。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郭志媛告诉记者，即使警方没有找到击中死者的弹头，也可以对死者头部的伤口、陈绍红的枪支子弹进行弹道鉴定，以此鉴定伤口是否由陈绍红手枪的子弹造成，甚至可以鉴定出手枪与死者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在一审判决书中，记者没有发现关于弹道鉴定的记录。那么，仅依靠多位目击证人的说法，是否可以确认陈绍红开了两枪，且第二枪击中死者？

    “法律规定只有被告人口供不能定案。但是，如果只有证人证言，且证人证言足够多，能够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标准的话，是可以定案的。”郭志媛说，本案的问题不是证人够不够多，而是部分证人1996年、1999年的说法前后有出入，这说明证据存在疑问。

    刘晓丹告诉记者，时隔三年的两份证言存在出入，可能是由于时间长了、记忆不清，也可能是受到某些人为因素的影响。“作为当事人的一方，应该在法庭上与证人对质，一是当事人有这个权利，二是只有这样才能探明真实性。”

    记者查阅一审庭审笔录发现，1999年的庭审中并无证人对质的环节。

    对于两份前后矛盾的证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奋飞表示，应该采信前一份或后一份，很难一概而论。关键在于，必须找到和同一个证据源相印证的证据。

    他认为，如果不同证人的证言之间出现矛盾，也可以有合理的解释。比如，站的方位不一样；又如，事发突然或者开枪较快，可能会产生错觉，导致有人认为开一枪、有人认为开两枪。

    李奋飞说，要厘清证据是否充分，必须查阅案卷，“前后的案卷都要看”。

    在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钱列阳看来，在本案中，弹头、证人证言不是最为关键的证据，关键是能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核心点在侦查上”。

    “排除合理怀疑就是说，枪击者不是甲就是乙，如果排除不了甲，那么甲乙都可能打。”钱列阳表示，本案核心在于排除是谁击中死者，很有必要制作枪击位置图。

    在刘晓丹看来，制作枪击位置图，必须综合现场勘查、尸检、弹壳弹头等物证的位置等情况而定，不能认为证人或被告人所说的就一定真实。

    当年，枪击位置图并没有在庭审上出示。最终，陈绍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被提起公诉，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认定是故意杀人罪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得回到陈绍红开了一枪还是两枪。”郭志媛表示，如果他开了一枪，那么死者根本不是他击中的；如果他开了两枪，首先应该出示子弹头，其次是要解释、排除证人前后两次的证言矛盾。一旦证实陈绍红开了两枪，可以认定其行为是间接故意杀人。

    对于是否存在故意这个心理因素，刘晓丹认为要根据现场勘查和尸检结果，来推断当事人是否存在故意，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要结合他射击的距离、角度和方向，结合死者在现场空间的位置和当事人的位置，才能判断当时是什么状况。”

    针对案件的管辖，李奋飞表示，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属于公安管辖的案件，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没有问题。

    郭志媛则认为，严格按照侦查管辖的划分，警察在执行职务行为过程中实施的犯罪，应该由检察院侦查。“但这不是特别关键，因为最终没有人为他脱罪，还是制裁他了。”

    “如果案件认定事实的证据不充分，当事人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申请对案件重新审理。”她说。

    本报南宁11月1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