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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楠在人人网的头像一直没换。照片中的她右手高举金色奖杯，左手紧紧攥着有些夸张的学校创业大赛冠军奖品——一个代表15万元支票的纸板，足足有一米多长，还有黄色的大号纸钥匙，以及一张红底金字写有“最高奖”的证书。
1993年出生的黄亦楠，从内到外透露出一种异乎同龄人的成熟，白色的雪纺上衣，黑色短裙，卷发披肩。接过她的名片，上面写着北京爱搜派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事实上，这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刚刚成立一个月，听说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正在改革，黄亦楠略带遗憾地说，“要是早出台一个月就好了。”
11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情况发布会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说，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遵循的原则是，宽进严管、创新公司登记制度、降低准入门槛、强化市场主体责任，促进形成诚信、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这成为又一次向市场宣告简政放权的信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看来，“改革早就该进行”。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在实践中无力阻止失信之人采取虚报注册资本等方式滥设公司，却能把胸怀创业梦想的诚信人群、尤其是资本不够雄厚的阶层挡在公司制度之外。
如今，这一包含着复杂行政审批和严苛限制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正在还给那双“看不见的手”，有心创业的人们也许不会再因为以往“繁文缛节”而“头大”了。
注册公司有多难：几个月，16趟，几十张表
9月24日对黄亦楠来说是个大日子，从北京工商局海淀分局接到公司营业执照的那一刻，她格外兴奋，以至于一个月后，她还和员工还举行了颇有仪式感的满月聚会。
成为名正言顺的企业法定代表人，黄亦楠为过去几个月来的忙碌奔走并未白费松了一口气。但拿到营业执照只是漫长注册公司之路的中点，等待她的，还有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银行开户以及分别到国税局和地税局报到。
从7月正式递交第一张表格，到最后去地税局报到，黄亦楠注册登记一家新公司，总共花了几个月，除了跑了两趟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创业园去咨询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外，还跑了两趟社保局、7趟工商局、两趟中关村科技园区服务中心办事大厅、1趟国税局、两趟地税局，总共16趟，才真真正正地开启了创业之旅。
决定创办公司的时候，黄亦楠“什么都不知道”。她先上网查了一下，又跑到人大创业园问了问扶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然后和同伴第一次走进工商局。“当时工作人员都很忙，忙着盖章，没人搭理我，我抓着一个类似志愿者的人问东问西，最后把人家问烦了，我就又让同伴接着去问。”两个稚嫩的大学生总算摸清了些许门路。
第二次去工商局，黄亦楠正式向工作人员提出要申请注册公司，递到她手里的是一个详细的流程。黄亦楠很奇怪，虽然那些“匪夷所思”的章程和文件上的每一个字她都看得懂，但当它们连在一起时，似乎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黄亦楠完全不知道其中的重点是什么。有点晕头转向的她又跑去工商局咨询。
这一回，她非常直接，“您能告诉我这两页写的到底是什么吗？”工作人员瞅了一眼，说：“哦，其实就这两条有用，剩下的没有什么。”黄亦楠愈发清晰地感觉到，这些看似清楚的条条框框其实一点也不清楚。
真正的第一步是从网上注册公司名称开始的。名称核准后，需要到工商局领核准书，“上交一份表格都要等两三天才有回复。再赶上双休日，一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黄亦楠颇有些无奈地说。
之后是开户入资，紧接着要提前预约去工商局交材料的日期，把包括住房合同在内的各种材料准备好后，提交到工商局。5天后，营业执照终于到了黄亦楠手里。虽然她承认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有些拖沓，但还是忍不住抱怨办事机构的低效。
“他们的信息更新非常不及时，我们在网上查到需要提交验资报告，就花了300元找会计师事务所办理，最后交材料的时候，工商局突然说这个不需要了，白花钱了”。黄亦楠觉得办事机构“不该写的写，该写的又不写了”，她第一次去地税局报到的时候，因为材料没带全而白跑了一趟。当时需要带一份和注册地点签下的合同，由于合同太厚，文件夹放不下，黄亦楠没在网上看到需要带这份合同的要求，也就没有带去。结果自然是办理不了。
在黄亦楠看来，相关机构的收费也不太合理。“我在国税局交了120元，我都忘了收的是什么名目的钱了；在地税局，他们跟我说现在报税都是在网上报，得买一个数字证书插件，收240元。”虽然在黄亦楠看来，这都是小钱，但她依然坚持认为这些钱“收得没有必要”，“让人心里不太舒服”。
曾经复杂的公司注册登记制度催生了一个产业链。在工商局附近，有很多代理公司的雇工分发名片。代理的业务有“工商注册、企业年检、税务登记、变更增资、代办审计、刻章备案”等。
黄亦楠说她差不多填了50张相似的表格，她觉得自己注册这样一个一人独资的企业，按道理来说，提供一个身份证就足够了，但她远远低估了流程的复杂程度。实际上，如果是两人及两人以上的公司，还要相关人员全部到场办理，情况要繁琐得多。
打破限制，激发社会投资活力
时间倒回到大一的暑假，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2011级本科生黄亦楠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实习。在一家视频技术公司，她负责为国外的视频编目。黄亦楠在实习期间的表现无疑是出色的，不仅完成了工作，还设计了一套方案，优化了编目流程，节省了1/3的人力。暑假过后回到学校，公司又找到了这位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优秀实习生，请她帮忙介绍同学再来公司实习。
这个机灵的女孩在此时看到了商机，既然企业需要实习生，学生又急需实习经历来丰富自己，何不建立一个介绍兼职与实习的平台将企业与学生联系起来呢？黄亦楠和她的团队最终组织了近300名学生承担了这家公司的编目项目，完成了10万余条编目，为学生发出共计50万余元的工资，也为公司省下了100万元的成本。
凭借这个点子，黄亦楠在大二带着5位学弟学妹参加了学校创业之星的比赛。在这个全校最高规格的创业大赛里，他们从100多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冠军。主办方承诺奖励这支参赛年龄最小的队伍15万元奖金以及入驻人大创业园的机会。这为黄亦楠省了不少麻烦，“因为注册地点不能在居民楼里，对于学生而言找一块商业用地的成本太大也太困难。”黄亦楠的公司主要在网上发布信息、寻找资源，并不需要固定的办公地点。获得比赛的冠军后，她能以每月200元的租金租下创业园里一个工位，尽管这张桌子算上旁边的过道不过几平方米，但它帮助黄亦楠顺利地解决了注册地点的难题，即便他们从不在这里办公。
但更多的囊中羞涩的年轻创业者并不如黄亦楠般幸运。按照我国的规定，公司在成立前应先择定其住所，在申请公司注册登记时，须向登记机关提交住所证明，以证明将要注册的公司对该住所享有使用权。公司地址是公司章程中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之一，假若未作记载，则有违公司存在的合法性。这对刚刚走出校园或是尚在校园，两手空空的创业者来说是个不小的障碍，也催生了各式代理“500元提供注册地址”的小广告。
这一局面也许很快就会被打破。在此番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中，明确提出“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由地方政府具体规定”。
张茅对此的解释是，一方面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等企业以及初次创业的企业，对住所的要求不高，希望能够根据生产经营的情况自主选择住所，包括利用居民的住宅经商办企业。另一方面，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并非任何场所都可注册为企业的住所。比如注册登记的住所为住宅，经营者的经营活动可能会扰乱邻里的生活，造成民事纠纷。比如注册登记的住所是违章建筑或者是危险建筑，可能就会造成住所的合法性问题，造成危害隐患。所以，这次注册登记改革对住所的要求是按照方便注册和规范有序的原则，放宽住所的条件管制，既要释放更多的场地资源，特别是一些像电子商务、创意产业发展的要求，方便企业的注册登记；同时，也要把权力放到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情况需要、社会管理的需要作出具体的规定。
尽管官方没有明确表态经营场所的“放宽”会达到何种程度，但仍有媒体将其解读为“中央拟放宽民宅开办企业，具体情况由地方规定”，业内普遍把更多的期待寄予地方政府如何沿着中央指出的方向继续前行。
在中国人民大学留学人员创业园主任曾繁文看来，相关政策会减少大学生创业的“死亡率”。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对留学生创业的政策倾斜有很多，比如房租减免、资金支援等。但是在大学生创业上，房租、注册资本都是成本。他们刚刚从学校毕业，经验、资源、社会关系非常有限。注册登记改革后，将取消注册资本的最低限制和放宽经营场所的规定，对于大学生来说，无疑是利好的消息。
登记松绑，会不会一放就乱
早在今年4月，广州就启动了工商登记的改革试点。在广州版工商登记新政中，除19项前置审批被保留，其余38项均为后置审批。先拿证、后审批，效率明显提高了。广州的试点也被认为给全国的改革奠定了实践基础。
事实上，简化行政审批的理念早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已露端倪。此方案提出了改革工商登记制度的大方向：“对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取得前置许可的事项，除涉及国家安全、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外，不再实行先主管部门审批、再工商登记的制度，商事主体向工商部门申请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即可从事一般生产经营活动；对从事需要许可的生产经营活动，持营业执照和有关材料向主管部门申请许可。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并放宽工商登记其他条件。”
这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庆龙眼中意义非凡。“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本来应该是市场调节人的经营行为，新政推出之后，才真正恢复了市场经济应该展现出的一种状态，还市场经济以一种真实的运作面貌”。原先有观点认为有关部门不愿改革和放开，可能是由于存在利益上的寻租空间；同时也担心注册审批会出现混乱，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但刘庆龙认为，这一政策的出台正是对此种观点的有力驳斥。
刘俊海提出行政审批的三项改革举措：一是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与魄力，大幅取消一切阻碍投资兴业的行政许可项目，既可取信于民，又可从制度上消除钱权交易的腐败土壤；二是对于例外需要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也要自证清白，主动论证保留行政许可项目的必要性、正当性、公平性、合理性、可操作性、副作用与负能量，并以海纳百川的魄力与善意主动征求消费者、投资者与专家学者的意见；三是对已经被公众和法律确认为必要、正当的行政许可项目，全面提速审批效率，缩短审批时限，彻底实现网上审批。
当然，政策的放开，需与监管的细化并驾齐驱。
刘庆龙对行业协会寄予厚望。“之前主要是行政上的监管，理想的状态是非政府性的行业协会和政府监管同时运作。”他提出，应该让公司自己合作成立协会组织，监管市场的运作，破坏商业规则和市场规则的企业就必须出局。政府在此时应该起到扶植行业协会的作用。
为鼓励公司诚信经营，遏制公司失信行为，降低交易成本，控制交易风险，建立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显得势在必行。
刘俊海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法乃公器。负责任的立法者必须一碗水端平，公允对待公司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但不限于投资者、债权人与劳动者。投资兴业与交易安全同等重要。投资鼓励措施往往要求放松对公司资本制度的严格管制，但在客观上也会对债权人保护带来新挑战。立法者设计顶层制度时，必须统筹兼顾，既要鼓励投资，也要关注债权人冷暖，维护交易安全，促进商事流转，实现兴利除弊并举。立法者要创新债权人保护机制，既要健全事先风险防范机制，也要强化事后权利救济机制。
公开透明的信息公示查询机制对于投资者、债权人和劳动者来说都是一层有效的“保险”。但在全国性的信息系统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很难以一种严厉的处罚措施来约束行为。刘庆龙认为，只有建立一种使得拥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公司注册人在交通出行、银行业务等各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的惩罚机制，信息公示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这些政策和建议让创业中的黄亦楠觉得振奋。确切地说，是在拿到创业之星的大奖后，黄亦楠逐渐积攒的信心终于令她下定决心实践从小就在脑海中的想法——创业。“我想做一些至少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说这话时，她语气笃定。在住了6个人的寝室里，造型夸张的纸质支票、钥匙和证书显得有些占地儿，但黄亦楠舍不得扔，上面已经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本报北京11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