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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面对癌症晚期患者，你会说些什么？医学人文学者王一方的做法是朗读儿童图画书。其中一本名叫《獾的礼物》，主角是一只喜欢穿白衬衣、绿裤子的獾，讲述了朋友们接受他逝世这一现实的过程。
在热闹的复活节活动中，你会表演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做法也是朗读儿童图画书。当着台下3万名观众，这位大国领导人模仿起怪兽伸出利爪的动作，表示自己是童书《野兽出没的地方》的忠实粉丝。
拍摄首部3D电影，你的主题是什么？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选择还是儿童图画书。一年前，根据童书《造梦的雨果》改编而成的电影《雨果》获得第84届奥斯卡最佳导演、电影、改编剧本等11项提名。
“你确定吗？”11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颁奖典礼上，有人这样怀疑，“就是那些大多数几十页就翻完、也没有太多文字的儿童读物？”
“图画书可以从0岁读到99岁。”在随后的华文图画书论坛上，香港儿童文学文化协会会长霍玉英表示。日本著名作家柳田邦男则提倡“人生三读绘本”：“第一次是小时候，被家长抱着读；第二次是当了父母以后，抱着自己的孩子读；第三次是积累无数人生经验后，年老时自己读。”
一本被学校和书店禁止阅读和销售的图画书，却因承认了孩子的天性得到孩子的热烈追捧
在创办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之前，陈范俪瀞很是好奇，那本主角是长着猪鼻、牛角怪物的《野兽出没的地方》的读物有何魔力，让孙子孙女百看不厌。
事实上，当1963年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曾遭到猛烈抨击。心理学家认为野兽会吓坏孩子，给孩子带来噩梦；家长则担心那个化身为野兽、充满叛逆的男孩麦克斯会成为坏榜样；不少学校和书店甚至禁止这部作品阅读和销售。
据说，作者莫里斯·桑达克早就预见到了这种争议。面对不断催稿的编辑，他故意将书名伪装为《野马出没的地方》。
出人意料，这部作品获得了孩子们的热烈追捧。一个8岁的小男孩写信问桑达克：“到底要花多少钱才能到达野兽国？如果票价不是太贵的话，我和妹妹都想去那里过暑假。”奥巴马也对妻子说，自己就像书中的麦克斯。
多年后，桑达克因为此书被《纽约时报》誉为“华美梦魇的缔造者”，“将图画书从那个对丑恶略而不表的无菌室里生生拽出，直击人类灵魂深处萦绕不散的暗黑之美”。在曼哈顿，还有两条交叉的街道被命名为“莫里斯·桑达克路/野兽国路”。
如果说桑达克是图画书界的毕加索，那么英国的安东尼·布朗就是达利，其作品风格以超现实主义著称。参加此次颁奖典礼和论坛，是他首次来华。
许多人拿着他的名作《我爸爸》和《我妈妈》来请他签名。而在颁奖典礼上，布朗略带伤感地回忆，他的父亲早在他17岁时因病突然去世，使他深受打击。多年后，他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黄褐格子的睡袍、蓝色条纹的睡衣和红色棉拖鞋，“上面还留着父亲的味道”。他据此创作出《我爸爸》一书，睡袍的格子图案不仅出现在“爸爸”身上，还出现在吐司面包上，结尾是父子紧紧相拥的场面，一旁的文字是：“我爱他，而且你知道吗？他也爱我，永远爱我。”
这一天在南京师范大学的颁奖现场，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图画书界“大腕明星”，不仅有以创作《向左走、向右走》闻名的台湾插画家幾米，还有被画家黄永玉直呼“湖南有福了”的画家蔡皋，以及来自日本著名图画书出版社福音馆的资深编辑唐亚明等。
之所以选在11月9日颁奖，是因为这一天是丰子恺先生的诞辰纪念日。2008年，在陈一心家族基金会的支持下，陈范俪瀞创办了书奖。这个基金会由她的丈夫陈一心创办，致力于推广儿童阅读。如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已经举办3届，累计评出22本得奖作品。
“现在小朋友压力太大，又要读书啦，又要参加培训班啦，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成长，有没有一种文学形式能够把童年还给孩子？”陈范俪瀞这样解释初衷。
在本届书奖评审霍玉英看来，这与丰子恺毕生关注造福儿童的理念极为相似。丰先生自称“儿童的崇拜者”，他勾勒的孩子虽然往往只有寥寥几笔，却充满了童趣。
不过，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在颁奖典礼上，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却是——什么是儿童图画书。打个比方，这就像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嘉宾们首先要向人们解释什么是DNA。
“图画书不是漫画书，也不是连环画。”此次奖项的评审唐亚明澄清道。一般来说，图画书是专门为幼儿创作，依靠一连串图画和为数不多的文字结合，即图文合奏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位出生于北京的中年人还记得，在上世纪60年代，连环画在全国风靡，其中既有《水浒》等传统小说，也有《地道战》等电影连环画，还有《黄继光》等革命题材。
对于连环画，当年的慈禧太后也曾痴迷不已。面对百官进献的60大寿寿礼，老佛爷在一堆古玩珍宝中偏偏看中了一套《聊斋图说》。
当中国人还沉浸于旧上海流浪儿童三毛的悲惨故事中时，美国儿童作家及漫画家苏斯博士和出版商朋友打赌，能否创作一本“从头到尾只用50个单词”的童书。这一赌金为1000美元的赌约，成就了经典绘本《绿鸡蛋和火腿》，书中所用词汇很少，而且句子结构大量重复，孩子一旦记住了第一句，后边的句子很容易读出来。1957年，蓝登书屋和苏斯博士合作，推广“开始读书”系列图画书，旨在为低龄儿童提供图画书。
如今，苏斯博士的生日3月2日被美国教育协会定为全美诵读日，也称苏斯诵读日。在这一天，人们朗诵苏斯博士的作品，把这作为一项有趣的公民义务。
医生会告诉癌症病人，幾米曾经在这间病房里，走过死亡幽谷，以画笔重生的奇迹
举办颁奖典礼的南京师范大学的贻芳报告厅，11月9日被装扮成儿童乐园的模样——墙壁上挂着彩色鹦鹉、蓝色刺猬和黄色蜗牛等卡通图版——这也是根据此次获奖的作品设计的。其中首奖是《我看见一只鸟》，佳作奖分别为《很慢很慢的蜗牛》、《阿里爱动物》、《看不见》、《最可怕的一天》。
不过，当人们等待佳作奖《阿里爱动物》的作者黄丽凰现身领奖时，走上台的却是一个穿着雪地靴、短裙的时髦女郎。原来，黄丽凰已经在2009年去世，代替她领奖的是女儿彭维昭。
“我也是在母亲过世后，才真正懂得欣赏她的文字。”如今26岁的彭维昭回忆，“虽然《阿里爱动物》的文稿在我10岁时就完成了。”
多年后，她遇到一位出版社的编辑，问她是否看过母亲的作品，她说自己上次看到已经是十几年前读小学时候的事情了。重读母亲旧作，这个女儿惊异地发现：“有押韵呐！”
彭维昭说，以前她最不耐烦母亲像孩子那样大喊：“你老妈真是太厉害了！”她总皱着眉想，哪有人这样自吹自擂。直到今日，回想母亲的成长历程，才明白母亲一生都渴望他人的肯定，而身为女儿，自己又是多么吝啬。
提及这部作品的出版历程，绘者黄志民也是感慨万千：“我画这本书是37岁，这本书出版时我51岁，如今获奖我53岁。”当年，他作为彭维昭的小学六年级老师，和来学校做志愿者的黄丽凰结识，并最终合作完成了这部作品。
对于图画书创作的艰辛，幾米深有体会。当被记者围堵追问创作灵感时，这个年过半百的插画家忍不住笑了：“大家非常喜欢问灵感，3秒5秒出现，重要的是怎么转换成作品，要花很多时间一个人默默在工作室里面无语问苍天。”
他始终记得成为绘本家之前，曾经走过一段艰辛的化疗过程：“我一直记得1995年大夫告诉我得了血癌那一幕，住院的每一天我都在哭泣。”
如今，幾米当年住的台北荣民总医院71号病房，被布置为“幾米病房”。护理站的墙上是一只彩色儿童木马，家属休息区的墙上，一个男孩躺在绿草地上，微笑仰望天空。而在走廊旁边挂着一排画作，其中6幅画的主角都被禁在一个框框里，或是看框外游弋的鱼儿，或是望着窗外的蓝天。“这应该是代表幾米生病时的心情。”一位护士认为。如果病人心情不好，医护人员便会说，“你看幾米也住过这里，他都能病愈出院，画这么多有名的画。”
此次现身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颁奖典礼，是幾米时隔9年后重回大陆。在《我所热爱的创作》主题演讲中，他开玩笑回忆创作《向左走、向右走》的过程：“本来想写惨一点的。但因为身体不太好，还是给了他们一个重逢的快乐结局。”
事实上，正是2002年《向左走、向右走》在中国大陆流行，“绘本”这一源自日本的概念才开始传播开来。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绘本创作工作室负责人杨忠解释说，绘本一词是指由图画（绘）和文字（本）构成的书籍，在我国又称为图画书，欧洲叫做Picture Book。
当这些薄薄的、以图画为主的童书进入中国人视野时，包括专业人士都忍不住怀疑。此次书奖评审、儿童文学评论家刘绪源就曾怀疑过：“这么贵，能卖出去吗？”在日本，当一个中国母亲带着只有3个月的孩子去医院体检，被赠予3本儿童图画书时，她也忍不住想：“这么小的孩子，能看得懂书吗？”
在台湾儿童文学评论家、本届书奖的评审主席柯倩华看来，图画书不仅能帮助小孩子从家庭到学校、从玩具到书，也是从图像世界进入文字世界的钥匙。“在孩子还不会讲话或者不认得字时，他已经能在图像世界做很多的事情。但他的文字语言能力不像成人这么熟练，他必须要靠图画书的形式去认识。”柯倩华指出。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凯瑟琳·斯诺关于早期阅读的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上世纪90年代，美国调查发现成人的阅读能力下降，已经影响了整个社会系统的运作。斯诺所在的美国国家研究院早期阅读委员会研究发现，人的主要阅读能力是在3～8岁形成的，这期间奠定的是自主阅读的能力。2000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推出“阅读从出生开始”计划，鼓励父母教育出热爱阅读的小孩，很多图书馆甚至对婴儿开放。
信息爆炸的时代，父母和孩子依偎在一起，这种原生态的阅读方式显得弥足珍贵
当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安东尼·布朗上台演讲，很多人以为这位作品风靡世界的绘本大师会吐露自己创作的奥秘。他先后荣获“国际安徒生大奖”和“英国格林威大奖”，前者素有儿童图画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
出人意料，他的演讲题目是《变：玩一玩形状游戏》。这是他和哥哥小时候常常玩的一种游戏，一个人在纸上画出任一形状，另一个人根据形状补充笔画。
时至今日，这个童年游戏还在继续。布朗请来了前任英国桂冠诗人安德鲁·莫逊、电影名星艾玛·姆逊和插画家昆汀·布雷克等45位文艺界人士，一起接龙玩他的形状游戏。布朗认为，这个游戏将极大地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应该在人们的一生里持续地玩下去。
只是，现场的听众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在接下来的提问中，他不断被询问一些看起来“实际”的问题。
一位来自香港的父亲困惑，当面对一幅幅精美的图画时，不知道该如何向女儿阐释其中的意义，只能感叹“啊，太美了！”一位母亲有些焦虑地说，自己给孩子买了不少图画书，但发现孩子并不爱看，甚至喜欢撕书和吃书，“我孩子从小就不爱看书，将来会不会不爱学习？”
“图画书不是教育孩子，让孩子多识几个字，或者学会做人的道理，而是让孩子玩的。”刘绪源还遇到一些家长，直接把书扔给孩子让他自己读，或者指着上面的文字考孩子。
“图画书是大人读给孩子听的书。”唐亚明常常需要闭上眼睛，仔细聆听图画书的语言，以此判断是否合适。
这位有着30年图画书编辑经验的人还认为，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这种原生态的阅读方式显得弥足珍贵。“你可以想象，与各自拿着iPad或者iPhone玩耍不同，父母和孩子依偎在一起，大人一页一页地把书翻开，逐字逐句地读给小孩听。”
这也是福音馆创始人松居直的观点。时至今日，这位“日本图画书之父”还记得小时候睡觉前，母亲给他读图画书的情景。他认为，绘本中被印刷出来的画是静止的，可是孩子在心里看到的绘本在生动地活动着，用耳朵听来的语言，不断地使画活动起来，形成更为广阔的世界。如今，他不仅会给小学生、中学生读图画书，甚至还到大学去读图画书。
这份相互依偎的温暖也永远留在父母心中。日本作家柳田邦男一直以创作关注灾难、疾病和战争的作品而著称。不过，当亲眼目睹自己25岁的儿子自杀后，他几乎患上了自闭症：“对任何事情都不关心，对任何举动都没有感觉，过着行尸走肉的日子，全世界只剩下灰褐色。”
直到有一天，他无意间闯进书店，看到一本绘本的封面。“深蓝色的果树当中，一位头戴白帽的少年，穿着白色风衣，迎风而立。这张昭和初期农村子弟的身影，充满了怀旧气息，唤醒我早已忘怀的少年记忆。遇见这本绘本，迷失在沙漠的我，眼前突然浮现了绿意盎然的绿洲。”柳田邦男说。
更为重要的是，“孩子小时候，我努力给他们读各种名作的记忆一下子苏醒过来，让我怀恋不已”。如今，这位作家也成为日本著名的儿童阅读推广人。
绘本就是一颗种子，栽培到孩子的心里，孩子们用自己的感受、社会经验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
相比欧美国家悠久的图画书历史，起步10年左右的华文原创图画书就像个刚出生的小婴儿。在推广儿童阅读的过程中，陈范俪瀞发现，市面上的图画书作品大多是翻译作品，此前甚至没有一个鼓励原创图画书设立国际大奖。
2002年，在日本东京学艺大学读书的杨忠，希望对中日儿童图画书进行比较研究。当时，她随便在日本一处街角或者地铁出口，就能找到一家图书馆，里面摆满了儿童图画书。不过，当她回到北京，走遍了各大书店，发现几乎没有原创作品，印象最深的只有一本翻译作品《猜猜我有多爱你》。
这本书只有32页，内容是两只兔子的对话。当小兔子使劲儿把两只手臂张得大大地说“我爱你有这么多”时，大兔子张开更长的手臂回应道，“可是，我爱你有这么多。”……最后，小兔子说：“我爱你，一直到月亮上面。”大兔子的回答则成为经典：“我爱你，从这儿一直到月亮上面，再——绕回来。”
这样看似简单的对话，却让儿童阅读推广人杨政很感慨：“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在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不会对我们说‘我爱你’，我们长大了也很难对父母说出‘我爱你’来。但如果读《猜猜我有多爱你》，孩子和父母习惯了互相表达爱意。你会知道孩子想什么，孩子也会知道你想什么。”
绘本所提供的平台，不止是交流。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女孩李浅说，自己最爱的绘本是《红鞋子》，它讲的是一只孤单的红鞋子，通过小老鼠的帮助，找到了好朋友另一只红鞋子的故事。“我想到了搬家以前我最好的朋友笑笑，我们就像两只分开的红鞋子。”她对妈妈说，“幼儿园老师讲奇数时告诉我们，奇数很可怜，因为它总是孤孤单单的，没有朋友。小朋友们不要做奇数！”
“绘本就是一颗种子，我们把它栽培到孩子的心里，它就会长出丰硕的果实，孩子用他们的感受、社会经验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朱自强打比方说。
这颗种子结出的果实，远超你我的想象。1995年，日本绘本家伊势英子来到大地震发生后的神户，希望创作一部作品，但她发现，“风景成了碎片，彷佛在拒绝被我描绘”。直到3年后，她作为大提琴手应邀参加支援地震灾区的“1000把大提琴音乐会”。最终，这本灾后心灵抚慰读物《1000把大提琴的合奏》创作出来。一个经历过“9·21”大地震的台湾人说，自己第一眼就爱上了这本书，并将它分享给在地震中失去亲友的朋友。后来，一名志愿者把这本书带给经历过“5·12”汶川特大地震的四川孩子们，希望能够抚平他们受伤的心灵。
这颗种子不仅种在了孩子心中。作为图画书《团圆》的作者，余丽琼把自己的故事写了出来，她的建筑师父亲，在很长的时间里，总是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能与妻子和一对儿女团聚。而在书中，小女孩毛毛在过年与父亲团聚的短短5天里，和外出打工才回来的爸爸一起贴春联、看舞龙、包汤圆。绘者朱成梁则在封底写上自己的话：“这些大大小小的团聚和分别，构成了我们的人生。”
2009年，《团圆》荣获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最佳儿童图画书首奖”。2011年，《纽约时报书评》将英文版的《团圆》列入了2011年度世界儿童图画书榜单。来自大洋彼岸的人们，从中体会出了共通的感情，美国《出版人周刊》在书评中写道，“这是一幅令人记忆深刻的图画，它记录了中国最为快乐的节日，并且见证了贯穿其中的感人亲情。”
同样的，本届书奖的首奖作品《我看见一只鸟》，就是作者兼绘者刘伯乐根据自己和女儿观鸟的经历所创作。除了将中国台湾特有的鸟类画得惟妙惟肖，书中还附有一张台湾大坑风景区观鸟指南。
一位粉丝评价说：“他的作品没有王子公主，没有城堡洋楼，也没有动物变成人在讲话、超人飞上天去对抗坏人，看得见的只有乡间的矮房子，庙会前多彩缤纷的小贩，及一张张很有台湾人味道的脸，好比穿汗衫坐板凳会翘脚的阿公，带花布头巾准备下田的阿嬷，吃白米饭吃得嘴角都带便当米粒的小孩。”
一位母亲生命最后的礼物
11月8日晚上，唐亚明漫步在南京明城墙附近，看到地上雕刻的传统民谣，大意为“我们俩好，我们俩好，我们俩上街做棉袄，冬天我穿，夏天你穿”。
“这首歌谣如果放在我们这边出版成图画书，很可能会被改成‘冬天你穿，夏天我穿’，想要教育孩子们去帮助别人。但是这样的图画书就没有了童趣，大人们总是喜欢去教育孩子。”唐亚明说。
在他看来，除了过于说教，粗制滥造，是目前华文原创图画书的一大问题。据说，有的人就像制作电脑漫画一样，一年创作出10本绘本。而唐亚明自己曾经编纂过一本图画书，耗时8年。
别小看绘本只有短短的几页，没太多字，但有时候创作者都是“业界大牛”。曾经担任美国平面造型艺术学会主席的李欧·李奥尼在49岁退休后，开始图画书创作。他的绘画带着风格派、抽象派的痕迹，故事更是带着浓厚的寓言色彩。所以虽然有人誉之为“20世纪的伊索”，却也常有成年人担心“孩子读不懂”，甚至还有人把他的图画书列入修炼瑜伽的辅助读本。
不过，这些争论并不妨碍一代代的儿童为李奥尼的作品着迷。美国著名幼教专家薇薇安·嘉辛·佩利，甚至和12个幼儿园大班的小孩共读了一年的李奥尼的作品。这群孩子有白人有黑人，还有刚从波兰移民过来的，以及被“贴标签”的孤独症儿童。
“一般观点认为，幼儿园孩子不适宜进行长期连续的智力活动。这是一次有力的回击。”美国《柯克思评论》这样写道。
这也是此次华文图画书论坛的主题定为“心系儿童、精雕细琢：真正的图画书”的原因。而书奖评委会则在227本参评作品中，精选出5本。
“我们没有顾及地域和出版社的平衡。”唐亚明解释了为何最终获奖作品全部来自中国台湾，“我们以书论书，这样的观点和孩子的眼光接近。孩子在读一本书的时候，觉得好玩就读下去，是哪个出版社或者哪个作者写的他们根本记不住。”
“家长越来越有这方面的意识，给孩子买图画书看。”刘绪源记得自己到国内第一家儿童绘本馆北京蒲蒲兰绘本馆讲座，经常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甚至有人在遥远的新疆也开办了绘本馆。
2011年，河南安阳人王英就拿着《猜猜我有多爱你》和《爷爷一定有办法》这两本绘本，找到了当地一位妇联干部。对方第一次接触这种东西，立刻被打动，把原先计划租给电玩城的130多平方米的房间，租给他开办绘本馆。
除了生命中的温暖，绘本也能承载与死亡相关的怀念。柳田邦男曾推荐过一本绘本《口袋里的礼物》，作者是年轻却罹患乳癌、留下8岁和5岁孩子的柳泽惠美。当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一年的时间后，她忧虑的是如何留下自己在这世上活过的证据，用什么样的形式给孩子们留下要说的话，才算完成作为母亲的使命。
最终，她创作了一本绘本，描写的是兔子村庄的一家人。当地有个风俗，母亲在婴儿出生时，要给孩子手工缝制一件套头上衣，然后在孩子每年的生日里，将礼物放在上衣的口袋里。一岁时，送的是牙刷，两岁时送的是毛巾，当孩子有求知欲的5岁，妈妈送的是放大镜……到18岁时，妈妈送的是缠头布，要带着它登上村子的7座石头山，名字分别是勇气、快乐、忍耐、礼仪、信念、信仰和爱。最后一份礼物是19岁的送给孩子的旅行背包，告诉孩子要自己探寻珍贵的东西，再把这些东西装进背包。
据说，在绘本完成之后，柳泽惠美的神情就像了却最后一桩心事，静静地离去。孩子们则在她临终前，感激地说：“妈妈，谢谢！”
本报记者 杨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