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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粪、枪击、放狗咬……是谁惹怒了做出此类极端行为的市民？不是犯罪分子，而是跳广场舞的中国大妈们。近半年来，有关广场舞扰民的新闻高频率地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之上。在不堪噪音骚扰的市民眼里，这些抢占了小区空地和街边广场的大妈，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人的正常生活，但大妈们也非常委屈，“我们并不想骚扰他人，我们只是追求健康和身心愉悦的生活，这难道也有错？”
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
上述这句话是57岁的杨秀芬在听说记者要采访广场舞扰民问题后脱口而出的，她的同伴也在一旁附和。两年前，刚刚退休的杨秀芬曾因无法适应突然安静下来的生活而精神抑郁。一天晚上，她散步偶然经过北京东四环边的红领巾公园时，被一群跳舞的同龄妇女所吸引，“我以前挺不理解的，她们当着这么多人跳舞多难为情啊！”杨秀芬回忆，“也许是自己当时抑郁的心理特别需要一个慰藉的渠道，当我看到她们坦然大方的舞姿，听到领舞的老师高亢响亮的口号和音响播放的动感民族音乐时，我突然有了想加入进去的冲动。”于是，杨秀芬扭扭捏捏地藏在队尾跟着众人扭起了身子，“既难为情，又想学，当时那种矛盾心情现在想起来都好笑。”让杨秀芬很快克服心理障碍的，是几位大姐看到她后，热情地招呼她站得更近一些，“就这样，原本陌生的人很快不再陌生。当你沉浸在音乐和舞蹈中时，根本就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了。”
此后，每天早晚，杨秀芬都会与跳广场舞的20多个老伙伴一起行动，“这成了我每天最重要的活动。”杨秀芬表示，“每次跳大约一到两个小时，坚持了近两年时间，血糖和血脂都下来了。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面貌大大改变了，我现在一点点抑郁都没有了，我们这些老姐妹在一起总结出的一句话是，‘活着好，好好活’，每个人都挺精神焕发的。”
杨秀芬与伙伴们居住在以红领巾公园为中心的方圆5公里范围内，“在北京这么大的城市，5公里不算远，但就算不远也没有在自己的小区里跳得方便。”杨秀芬的家离红领巾公园大约两公里，“每次步行30分钟左右，到冬天时寒风凛冽，走这段路确实很受罪。”
杨秀芬曾想过在自己的小区找几个同伴跳舞，但小区里稍微大一点的空地已经全部变成停车场，如果占用小一点的空地跳舞，只能容纳不到10个人，而且，还妨碍小区居民通行。杨秀芬听说有几个同伴在小区跳舞，没几天就遭到其他居民的投诉和斥责，最终还是放弃了。
但也有坚持在小区跳广场舞的大妈，媒体报道的针对跳舞大妈的极端事件也大多发生在居民小区里。
对于不少反感广场舞的市民来说，广场舞激烈、高亢的伴奏音乐严重影响了他人的休息。今年8月，北京昌平区某小区发生一起枪击案，小区居民施某因无法忍受小区广场上响亮的伴舞音乐，拿出私藏的猎枪对天鸣枪，随后又放狗追咬跳舞的妇女。本月初，施某在北京昌平区法院受审。该小区一位居民近日向记者表示，施某的行为的确过激，但小区居民被广场舞的噪音骚扰也是事实，“早上6点多音乐就响了，没法再睡觉。晚上8点，想安静地看会儿电视也被打扰，那种噪音尤其让老人和孩子感到不适。”此外，在高楼林立、人口密集的城市，小区空地是十分稀缺和宝贵的公共休闲场地，大妈们占领小区空地之后，其他居民连个安安静静散步的地方都没有了。
挡不住的时代潮流
“广场舞现在的问题和上世纪80年代风靡全国但同样引发争议的‘交谊舞’有相似之处。”中国广场舞联合会会长杨艺近日向记者表示，“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实施，人们的思想也在压抑很久以后渴望得到释放，‘交谊舞’的盛行正是体现那个时代人们心声的独特文化现象。‘交谊舞’来自西方，又是男女合作进行的活动，改革开放之前，这两个因素都曾被压制和禁锢。”
“即便在当时的社会上还是有较多争议的声音，但没有人能够阻挡全民思想解放的潮流。因此，交谊舞还是红遍了大江南北。”杨艺表示，“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造就了交谊舞的盛行。如今，广场舞的盛行同样是时代的产物，那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催生了全民健身意识的觉醒。广场舞简单易学，没有门槛，又符合中国人载歌载舞的民族特性，尽管目前广场舞引起了不少争议，但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中老年妇女加入其中，同样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广场舞的前身，实际上就是秧歌。”杨艺表示，“很多中国人都是在扭秧歌的文化熏陶中长大的，就算你从来没有跳过，当你听到秧歌的音乐，你也一定能自然而然地扭几个动作。你听听广场舞的音乐就能发现，伴奏音乐基本上都是‘民族风’的，跟着民族的音乐跳民族的舞，抒发内心的情怀，这是一个人骨子里的渴求。”
“有人说，因为中老年妇女舍不得花钱，又想要健身，所以才跳广场舞，似乎跳广场舞是中老年妇女的廉价选择。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杨艺表示，“跳广场舞的妇女在服装上的花费一年怎么也要上千元，她们跳广场舞不是因为钱多钱少的问题，只是因为当她们有健身的需求时，第一选择一定是她们最熟悉、最有感情的东西。为什么不是足球，不是乒乓球，不是其他运动项目？广场舞成为千千万万中国妇女的共同选择，绝非偶然。”
中国广场舞联合会目前每年创编700多个广场舞曲目和动作，上传到网上的教学节目，最快的1个月就能达到1亿点击量，“中国的广场舞健身队现在到底有多少，根本没法统计，因为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队伍诞生。”杨艺表示，“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节点，奥运会结束后的这5年，广场舞的发展势头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相信这个势头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可能也正是因为发展势头太快，所以才会在近几年开始集中爆发诸如广场舞扰民这样的争议性问题。”
职能部门不能袖手旁观
“广场舞爱好者与公众之间应该相互尊重、理解和包容，”北京市东城区第一文化馆广场舞教练段晓彤向记者表示。段晓彤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几年前，当她从大学毕业，成为北京市东城区的广场舞教练时，她曾为自己的大材小用抱憾不已，但在看到自己的母亲加入广场舞健身大军并受益匪浅之后，段晓彤看待广场舞的视角也有了转变，“我们年轻人不会去跳广场舞，也许还讨厌广场舞，但如果你想到自己的母亲和亲戚因为跳广场舞变得身体和精神都更好了，你还会反对广场舞吗？我想，很多年轻人应该都和我有一样的心理，希望看到自己的母亲更健康，更愉快。”
在段晓彤担任基层广场舞健身队教练的这几年，她也看到很多健身队，因为没有跳舞的场所，只能在小区的空地上开展活动，“场地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小区周边的公共健身场地太少了。”
而根据杨艺对全国开展广场舞情况的调研，在公园、广场较多的大城市，广场舞扰民问题相对好一些，在公园、广场较少的中小城市，广场舞活动主要在居民小区的空地开展，扰民问题相对突出。
为了减少广场舞音乐的噪声，杨艺已经开始在对广场舞教练的培训中，加入了减少音乐鼓点的要求，“广场舞的节奏感来自鼓点，片面追求鼓点激烈是现在广场舞开展的一大误区，要知道，鼓点也是扰民噪音的主要来源。根据我们的试验和研究，鼓点少甚至没有鼓点的音乐也可以成为广场舞的伴奏。”
此外，杨艺还建议广场舞健身队的规模不宜太大，“一支上百人的健身队跳舞，为了让所有人都听到音乐声，只能把音响开得很大。如果人数实在太多，可以采用多个音响播放的办法，这样也可以降低音响的音量。”
“总之，要想让公众理解和包容广场舞，首先需要广场舞参与者自己建立公共意识。”杨艺表示，“不过，无论广场舞参与者与公众之间能否相互包容，广场舞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职能部门的支持。”
“诸如扩大公共健身场地，提供电源、照明等基本条件，都要仰赖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和解决。因为广场舞健身教练严重欠缺，也导致广场舞在开展时容易出现盲目和不科学的问题，培养广场舞健身教练也需要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杨艺表示，作为目前国内唯一的全国性广场舞组织——中国广场舞联合会，却只能在中国香港注册，这本身就是广场舞发展的一个现实尴尬。
今年夏天以来，随着广场舞参与者与公众之间的矛盾事件频发，一些地方开始采取强制性措施，限制广场舞在公共场地上的开展。对此，杨艺表示：“其实，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正面引导。跳广场舞是满足现阶段中国广大百姓健身和精神需求的最好载体，我们应该满足老百姓的这一需求，让广场舞发挥它的最大社会价值，而不是采取堵和禁的方式。”
本报北京11月2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