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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大学是非常有名的一所大学，在俄国近代历史上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清华”。中国很多院士、资深教授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但该校的中文宣传材料封面上称自己是“国家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又是“国家研究型大学”。这样一所顶尖级的大学，怎么会是一个“职业教育机构”呢？ 在中国，“研究型大学”和“职业教育机构”简直是水火不容的两个概念。
笔者曾发表题为“为什么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职场也找不到称职的人才”（《中国青年报》 2013年8月23日）的文章，文中指出，产生人力资源市场悖论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很多大学不了解产业对人才的数量质量需求，封闭办学，自定目标，自我评价，“自娱自乐”，造成高等教育无法满足学生、产业和国家这3个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要求。
最近，党中央提出了“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教育改革战略。笔者认为，广义的“现代职业教育”就是“面向职场的专业教育”，它必须满足关键利益相关者在职场的需求。
而传统的职业教育目标只是培养中下层技能型专业人才，只能称为“狭义的职业教育”。
尽管不同专业、不同层次人才培养都会有特殊性，但所有专业所有层次的教育都会有共性。什么是面向职场专业教育的共性呢？
一、面向职场需求。目前由于长时间专业教育、特别是“高端”专业教育脱离职场的需求和检验，造成了“毕业生求职难和职场招人难”的悖论，所以要“回归职场”。
二、前瞻性。教育要瞄准未来职场的需求，今年招收的学生是若干年后职场需要的人才，要和产业紧密合作预见职场的未来需求，提前为职场准备人才。
三、职业性和专业性的统一。很多本科学校、特别是高端专业教育完全忽视职场对专业人才的职业性要求，认为不需要以职业性的教育为主导，势必造成毕业生质量与职场要求脱节。
四、素质和专业的统一。很多专业教育只培养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忽视素质教育；而另一种学校认为自己是高级的、超脱于职场教育，不要专业，只要培养素质。这两种观点和实践都是不正确的，因为职场需要的人才必需兼有素质和专业。
五、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英国剑桥大学的霍金被公认为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因为他用理论来研究宇宙是怎么生成的这样一个非常复杂、重要的实际问题。理科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他专业。
六、产学合作。专业教育必须和产业的职场紧密合作办学：把产业的需求作为自己的目标，把先进的职场文化环境作为教育的环境，充分利用职场资源（专家、项目、设备）于教学之中，接受产业职场对教育质量的评估和检验。这种产学合作办学机制对于所有面向职场的专业教育都是必要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个世纪就已经把所有面向职场的专业教育称为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TVET）。并分成从低级到高级不同的层次。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召开了一个TVET高峰论坛。会议上，TVET被转变成面向广大青年整个人生的教育，覆盖从基本技能到高级能力和素质的培养。
以工程职场为例，专业人才的分布是很宽泛的，从技工、技师、技术员到技术师、工艺工程师、服务工程师、研发工程师。这是一个完整的职场各层次人才的需求，对应了从中职、高职到研究型大学的教育培养目标，这些层次的教育都应该包含在面向职场专业教育的范畴。
俄罗斯大约在10年前就把所有专业教育都划分为职业教育。除了前面提到的鲍曼大学，国立圣彼得堡工业大学也是一所研究型大学，有28位院士，同时也是“高等职业教育机构”。普京总统和梅德韦杰夫总理最近都批评俄罗斯高等教育，认为“如果大学培养的是一些社会不需要的人，它就是没有效率的大学，应该被关闭。”俄罗斯教育科技部已经做出决定：541所大学中，136所将被关闭或合并，就因为它们的低质量、低效率。
面向职场的各种专业教育，就全世界范围而言，医学专业教育是做得最好的。无论是在卫校、医学专科学校、医学院（本科和硕博研究生），面向医疗卫生职场的不同层次医学人才（临床医师和护理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定位都非常明确具体。各层次人才所需的素质、能力、知识和技能都是由职场的工作岗位需要来决定的；培养过程有学科的必要支持，但一定以医务工作者的岗位职业性为主导。学生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主要在校内完成，专业课全部在实习医院完成。而实习医院是面向广大患者的医院。医生们一方面给患者看病治病，另一方面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教学内容和方法完全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一体化。学生在这样的职场环境中熏陶、实践、学习，成长为专业人才，并在职场上接受患者和社会的检验。这无疑给其他所有专业教育做出了榜样和示范。
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前5年曾经发表一个重要的调查报告，对比了医学专业教育和工程专业教育。最后的结论是全球的工程教育都应当全面向医学教育看齐。
（作者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产学合作教席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