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假币的制造者

    电视主持人在节目中问一位专家：“你能否用30秒钟告诉我们，哪一种宗教是一种侵略性宗教？”这听起来很荒谬，却是大众传媒的常态。

    “电视媒体需要热闹和反应，不存在冷静分析或长时间说理的空间。”——法国学者巴斯卡尔·博尼法斯这样总结，“图像比语言更受欢迎。风度得体者要比思考正确者更受欢迎。”

    那么，那些电视专家（还有网络大V们），提供给我们的到底是可供参考的有价值的信息，还是语出惊人的判断和缺乏事实支撑的观点？进而，媒体的雄心是给舆论提供信息还是试图影响舆论？两者的边界又在哪里？

    在《造假的知识分子》里，巴斯卡尔·博尼法斯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其观点可以用副标题一言以蔽之——《谎言专家们的媒体胜利》。

    那些混淆视听，罔顾事实，甚至强化错误观念的专家，之所以“得以在屏幕上露面，是因为他们说的是人们准备听到的话，他们顺溜了大众思想的混汤。如果一个‘造假者’顺应公认的观念和统治的风向，即便他经常将自己打扮成反对政治正确，他也会显得特别可信。”

    也就是说，谎言专家们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强化了公众偏见，顺应了权力（统治）的需求。在如火如荼的舆论战中，“知识分子和专家们既是主导者（揭示或引导），也是一种赌注（他们有价值、价格）。因此，他们可能有意将他们的公众亮相‘货币化’，获得象征性或具体的报偿……参与舆论成了获得身价的手段。”

    当越来越多的专家被嘲笑为“砖家”之时，公众似乎已对造假的知识分子们心存警觉。不过，由于专业知识的欠缺，以及兴趣关注点的不同，人们不太会从事专门的学术打假，知识圈内的人，也多半各有山头，除了排除异己，很少特意揭穿谎言。如此，像巴斯卡尔这样专门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名人“为敌”，将其谎言和作为一一揭露的人，着实不多。

    遗憾的是，对于他所“批判”的那些名人，我知之甚少，不敢轻易作出事非判断，只能大致复述其间的故事。

    弗朗索瓦·艾斯堡，国际著名战略家，曾经被军火商所雇佣。当他以战略“专家”的身份发表主张之时，丝毫不提自己的“雇员”身份，尽管其大部分主张，与雇主的利益毫无矛盾。

    看着很熟悉？可不是吗，在新近国内的转基因食品之争中，有的专家或者管理者曾受聘于美国转基因研究公司，不也一度引起质疑么？作为公众，又如何能证明，某位专家的观点，与利益无涉呢？

    弗朗索瓦就被抓住了“把柄”。在巴斯卡尔看来，他就是那种典型的“谁出钱，替谁说话”的造假者。

    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初，弗朗索瓦接受了一个任务，去影响法国舆论，让人们觉得战争是为了一个合法目的。于是，这位战略专家在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前宣称：当某人拥有每年１５０亿美元的石油收入时，只要他想，就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可以去害人。

    这种竭力为战争辩护的“主战”观点，并没有持续多久，宣战之后，弗朗索瓦很快改变了立场，因为新的“雇主”——法国国防部让他遵守纪律。而随后，在伊朗问题上，他又主张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以阻止这个国家拥有核武器。

    也许，“专家”总能自圆其说，我们无从判断他们是预测失误，还是有意欺骗舆论。况且，公众多半健忘，没有工夫，也懒得去探究某些专家的出尔反尔，翻云覆雨。

    这种惰性，使得他们更倾向于相信自己“想要”的东西，更希望获得一个简单而确定的结论。

    于是，专家投其所好，“制造一些虚假概念”，“不是让公民得以思考一些复杂的现象，而是极端简化事件，向公共舆论提供一些智理上掺假和有毒的产品，制造观念进行欺骗。”

    如此，避免知识分子造假与“蛊惑”的方式，或许是让他们退守书房追求纯粹的真理？没有那么简单。该不该介入政治，曾是知识界争议不休的议题。《文人的背叛》的作者朱利安·邦达就认为，政治介入会导致党派偏见、不诚信、偏离理智的真诚。 而保尔·尼赞、保罗·萨特等人，则以其作品和行动表明，对社会问题和真实生活的沉默、不介入，才构成“文人的背叛”；萨特的同学和哲学对手雷蒙·阿隆，更以“介入的旁观者”而著名。

    “一个知识分子捍卫一项事业，是为之服务，还是利用它来改善自己的名望声誉、在知识界的个人地位，甚或是自己著作的销售？”在一个专家们获得媒体胜利的年代，巴斯卡尔的警觉和反思具有特别意义。而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是否真诚，可许就在于“他是否同时遵守邦达求真的要求和尼赞、萨特政治介入的要求？我以为，只有符合这个条件，知识分子才是可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