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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八一路与珞狮路交叉处的正门口，刻有“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又一次被立了起来。
这座样式古朴的牌坊是武大的标志之一，牌坊的背面刻有“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大字。很多时候，一些学生和游客习惯从左至右念牌坊上的校名——“学大汉武立国”。但无论按什么顺序念，这牌坊总能让人感受到武大这所百年名校的底蕴和大气。
现代的教育理念和古老的建筑风格似乎在这座牌坊上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而这本身又是武大历史的最好演绎——这所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古老民族对于现代化教育的回应。
从张之洞1893年设立的自强学堂算起，今年已经是武汉大学的第120个生日。历经百余年变迁，它始终与自由、民主、包容、进步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桀骜超然
很多人都会为武大的风骨寻找一个象征——在宋卿体育场和教二楼之间的樱花丛中，有一座振翅欲飞的鲲鹏雕像。雕像的基座上，镌刻着由庄子《逍遥游》演变而来的16个字：“北冥深广，鲲翼垂天，云搏九万，水击三千。” 在人们看来，这也许是对武大精神的一种恰到好处的表达，因为这所学校骨子里有一分“云搏九万、水击三千”的桀骜，又有一种“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逍遥与超然。
“武大人往往比较率真，心气儿高，觉得自己是人中龙凤，是鲲鹏。”艺术学院的青年讲师易栋说，在这个独特的校园里，很容易养成一种精神气质：头角峥嵘，格调高华，不卑微，不琐屑。
在一次国内大学哲学学院的评选活动中，曾有人给当时的武汉大学教授邓晓芒打电话说：“我们互相投票，你投我，我投你吧？”邓答道：“我们武汉大学的规矩，是按照水平来。”
然而，武大人无疑更认同上世纪40年代执教于此的金克木先生的说法：“大学本来就是‘所学者大’，没有‘小家子气’和‘社会习气’的意思吧？”
武大人批判精神强，但不爱乱发议论，不会轻易越界。因此，教师中“名嘴”虽多，开微博、公共主页的却不多见，更鲜见“学术明星”、“全能专家”。
“做研究就是把事情讲清楚，做一分事，说一分话。”武大水利水电学院教授李义天是“973项目”首席专家，30余年来，专注于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论证和研究。但超出自己研究范围的事，他从不发言。
“武大的老师做学问，是典型的不功利。”哲学学院副教授苏德超还记得，自己当年跟老师邓晓芒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时，逐字逐句读了6年，连书的一半都还没读完，但由此训练出了扎实的文本研究能力。
在很多人看来，武大的超然，与其地理位置不无关系。武汉地处我国中部，生活成本不高，学校也不会片面强调科研的数量指标。在这个校园里，更多人情愿数十年如一日，投入长线、纵深的研究。
武大水利水电学院教授史良胜曾在北京一所知名高校待过一段时间，他觉得有种“赶着你，让你出成果”的感觉，“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到一个项目的效益，迅速进行到下一个项目”。最终，他放弃了国内外的高薪邀请，回到武大，因为这儿“可以从容地做点自己想做的事”。
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一间偏僻的平房内，中国艾滋病高发区的最早发现者、76岁的桂希恩教授的时间表，至今仍然每天都排得满满的。2004年，他因发现河南艾滋病村，入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而备受瞩目，之后数年内，却坚决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他说，有时间还不如多下几次乡，多看几个病人，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愈艰愈硬
珞，意为坚硬的石头；珈，意为玉做的发饰。对于珞珈山的“珞珈”二字，美学家刘纲纪诠释为“珞珞如石，光辉如玉”，喻意这所学校的性格：既有石的坚强，又有玉的光辉。
正是由于刚硬的性格，在历史上，情势愈是艰难，这所学府愈是显现出它身上坚忍和刚毅的一面，抗战时期的“乐山辉煌”，便是最好的印证。
1938年，武大不得不远走西南，西迁到四川乐山继续办学。
校舍虽移，文脉未断。1938年4月29日，“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挂牌并复课。当年7月，珞珈山本部师生员工随时任校长王星拱抵达乐山，“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此后的8年，武大一直在乐山文庙等地办学。
这是一段艰窘困厄的日子。米饭中常有沙砾、稗子甚至老鼠屎，因而被戏称为“八宝饭”；没有衣服，许多学生只能将被子毛毯改做外套。8年间，100多名师生被疾病和轰炸夺去了生命，学生公墓被称为武大“第八宿舍”。
如此情境下，王星拱仍大力主张“学术自由，无为而治”，多次奔波各地遍访名家，广揽教授至武大教书。8年间，教授少则100余人，多则近120人，无论数量和质量，在全国均名列前茅。
王星拱还聘请名教授朱光潜出任教务长，朱光潜到任后，主抓教风与学风，实行淘汰制，通过月考、期中考，期末考、毕业考等淘汰不合格学生。经济系1942年入学新生128人，到毕业时仅剩下20多人。
8年间，仅以“国立武汉大学”为机构署名在《自然》和《科学》发表的科研论文，至少有8篇。1938年至1946年在乐山就读的学生，有12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破旧崇真
上世纪80年代，全社会都对大学生恋爱嗤之以鼻的时候，总有武大女生豪气干云地在宿舍楼大喊：“谁陪我爬珞珈山上的铁塔，我就跟谁恋爱！”自然有男生愿意尾随，随即出双入对。这种行为艺术到了恋爱完全自由、大学生可以结婚的新世纪就不太好表演了。
爬上铁塔的行为，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仪式：向旧社会、向封建思想宣战，也是向“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的论调宣战。
事实上，在各个历史时期，这所学校始终在向“旧”宣战。
从武汉大学建立之初，便是要造一所“新”的大学。1893年，自强学堂的创办者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1902年，张之洞将自强学堂改为培养外交人才的“方言学堂”，为的是“察临国之政，通殊方之学”。
民族危亡之时，无新教育，则无新国家，时任北京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著名教育家范源濂对师范教育非常重视，提出“为今日之计，首重师范之养成”。1913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方言学堂校舍上成立了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年之内，办学成就斐然。
1928年，在蔡元培的力推下，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决定建立新的武汉大学。当时蔡元培便认为，新的武汉大学必须避免地域性，而明确为“国立大学”，与北大、中大等并重。
王世杰是国立武汉大学的首任校长，在校长欢迎会上，这位怀抱“教授治校”理念的知识分子说：“我不是来维持武汉大学的，此行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武汉大学。”
武大人的“破旧”，始终与“崇真”联系在一起。哲学家陶德麟还记得，老校长李达曾经他说过，“搞马克思主义的人要有坚持真理的品格，不能像摆摊的小贩，天晴把摊子摆出来，下雨就收摊子。”
1958年“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政治口号喊遍全国，但李达却认为，这是极端唯心主义的口号，是反科学的。为此，李达曾与前来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当面争论了起来。
陶德麟，作为李达当年的学术助手和秘书，后来的武汉大学校长，在“文革”结束后也“顶风”参与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论战中，陶德麟公布了毛泽东给李达的修订自己偏颇说法的三封信，反驳“两个凡是”，他发表的《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更从理论上证明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
自由包容
在众多的特性中，自由也许是武汉大学最为人所知的标签。
校门牌坊、校训石、师德铭碑、艺术馆，每一次校园改造和新修建筑，总会有教师提出反对意见，但不同的声音，在武大永远有容身之地。
哲学学院教授赵林还记得，自己上世纪80年代应邀去北大讲座，第一句话便说：“你们北大讲民主，我们武大讲自由。”
1980年，赵林以一篇《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参与《中国青年》杂志发起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人生观大讨论。这篇颇有唯心主义色彩的文章让他有了“政治污点”，第二年考研，未被哲学系录取，被调剂到了历史学系，后来又因顶撞导师而差点被除名。
但仍然有武大的老师接纳了他，这位老师便是今年已满100岁的刘绪贻教授。刘绪贻1947年归国以后就一直在武大任教，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赵林很聪明，但因为聪明，不太尊重老师的意见，不过“我对这方面看得比较开”。
赵林的硕士毕业论文依然引用了一个貌似非唯物主义的观点，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但刘绪贻仍力保其过关。到赵林研究生快毕业时，时任校长刘道玉还专门找到他，为3年前哲学系未录取他的事情道歉。
溯源而上，武大自由的传统实际上由来已久，那些曾经深刻影响了这所学校的校长们——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均有留英背景，有崇尚自由主义精神的学脉背景。王星拱一直倡导“学校是学术自由的天地”，因而，什么主义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宣讲、流传。
“教育需要自由，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刘道玉说。他在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曾经主导多项改革，一时之间，武大被誉为“大学中的深圳”。
回忆起往事，刘道玉说，他更多的只是“管得宽松”，因为“学者需要宽松的条件去作研究、讲课”，而对于学生，“小鸟活在大森林里，需要清新的空气”。当然，自由不仅是学术上的，也有生活上的。武大没有像其他学校一样，有不准恋爱、不准跳交际舞、不准穿奇装异服的规定，允许学生自由跳级、转专业。
从那时开始，便有了“玩在武大”的说法。对于这种在京、沪高校亦有类似版本的说法，自信的武大学子颇不以为然，反倒以一种“游于艺”的洒脱一笑了之。
珞珈草木
“武大的树是有魂的。其实，刚柔相济就是武大的树魂，说刚，它不畏强权，不畏艰险，勇于向上，勇于登攀；说柔，它善于同其他树木相依相存，善于从各个角落汲取养分，善于生存在任何地方。武大的学子也是树，是带着武大之树的魂魄走向四面八方的。武大学子的根不管植于何处，总会有一支伸向珞珈山。”《女大学生宿舍》的作者喻杉这样描绘武大的树。
曾执教于武大的易中天说，武汉大学的自由、宽松、民主，是因为这片土地钟灵毓秀，人杰地灵。“风景好，风水好，风气好，这么好的风，熏也要熏出人才来”。
的确，武大以美著称，“珞珈有山，雄峙东湖之南，遥踞大江之阴”。武大校址位于中国最大的城中湖——武汉东湖畔的珞珈山，这是1928年由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骑着毛驴，带着干粮，从老武昌城一路辗转至郊外，亲自选定的。
与勘定校址时极度节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四光一旦决定，便从上海找来了美国建筑工程师凯尔斯，斥巨资坐飞机在珞珈山上空勘察地形。凯尔斯设计的校舍宏伟壮丽，沿用至今，武大也成为国内大学中最有建筑特色的学校之一。
现在的武大校园里，有800多种不同的植物，春有樱花，夏有月季，秋有丹桂，冬有蜡梅。樱园、梅园、桂园、枫园等，被分为不同的学生宿舍区。
住在珞珈山的武大学生，经常是被鸟鸣声叫醒的。人文科学试验班2010级女生李祎琳经常一早起来，拿着望远镜和图谱四处观鸟，然后再去上课。不久前，她和武大绿舟环保协会一起编写了一本《珞珈山鸟类手册》，收录了100多种鸟类的资料，记录下鸟儿飞过的痕迹。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山与树是不分的。珞珈草木有魂，珞珈山水养人。
如今，仍有不少学生会在傍晚在珞珈山散步，这是与学界泰斗偶遇的最佳契机。武大“盛产”百岁老人，据今年年初的统计，80岁以上的老人有1000位左右。
珞珈山上有一块1.5米见方的石头，上面有一个斗大的“始”字。这是武大校友、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老总陈东升毕业前到这里刻的。如今，很多满怀抱负梦想成就的男生，来此石前许愿，或想着在其他石头上再刻个别的什么字，鼓励自己，在此起步高开高走。120年，50多万名毕业生，他们曾在这里思考人生与社会，感悟珞珈山上的春华秋实，他们的事业也从这里启航。
武大人津津乐道的，是胡适对一位美国友人说的一番话：“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可以到武昌，看看珞珈山武汉大学。”120年来，武大培养的一代代栋梁之材，为民族振兴和人类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学校赢得了无可争辩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