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企业家出言当谨慎

    两个月以前，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柳传志“在商言商”的观点引得“一家基金公司董事长”王瑛愤而退出“正和岛”网站，并旗帜鲜明地在各种报道中表态：企业要非常彻底地和权力切割。王瑛这位 “好声音”和王石、任志强等快人快语的“意见领袖”们一起登上了杂志封面，并被誉为“公民企业家”，而众多报道对她的身份介绍仍是“一家基金公司董事长”。

    商业明星越来越有明星相，微博的意见表达空间、财富带来的高关注度为企业家本人提供了广阔的秀场，不啻为另一个娱乐圈：王瑛有些像“范爷”，名气挺大，很少有人能说出她的代表作是什么；任志强拼命“放炮”，大有如汪峰般争头条的架势；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任正非则有些王菲的风度，高贵冷艳地闷声挣大钱。

    事实上，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半年前就在“2013正和岛岛邻大会”上提出了“企业家要谨慎表达立场”的观点。建议企业家审时度势，作为公民关注政治有所思考无可厚非，形成这个看法就是这个看法，但是怎么表达这个看法、怎么实现这个看法的形式，要认真谨慎地思考。“这个不是犬儒主义，是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家你们身上还负有一些其他人不负有的职责。”

    自媒体时代依然谈职责看似陈旧实则必须。微博为企业家大V们提供了舆论场，笼罩在财富光环下的企业家个人极易陷入影响力幻觉，这些成熟老练的舵手在商海沉浮中保持了清醒，却在当“公知”的迷雾中模糊了普通公民意见表达和企业家职责之间的界限。如周其仁所说，“社会是有分工的，你可以表达你的政治倾向，但是政治这个东西是有后果的，政治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较劲的事情。”

    手握社会资源的企业家毕竟不同于普通公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建立在企业全体员工共同创造的财富之上，相应地也必须要为整个企业负责。被称为“任大炮”的任志强去年12月曾因发表过激言论而被禁言，企业家个人观点不等同于企业观点，现代社会也不大可能让整个企业与企业家一起“因言获罪”，但在公开场合表达“个人观点”也别太“个人”，毕竟作为企业代表的企业家“不是一个人”。 

    其实作为“一个人”的企业家观点中也不乏真知灼见。王健林在今年9月达沃斯论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一个人说我在中国完全不依靠政府，我不跟政府打任何交道做生意，那这个人一定是虚伪的。能够在社会转型期把握住机会成就事业的企业家们必定是具有政治敏锐性、能够把握时代脉搏的，作为改革中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对政治经济的看法无疑是有价值的，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同样一个道理一句话，谁说、什么时间说，引起的反响是不一样的。

    近年人们养生都知道肉吃多了不好，但这话若是在劳苦大众吃糠咽菜的年月从哪个公子哥嘴巴里说出来，必定是要找骂的。作为在基尼系数回落后依然0.474的中国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企业家发表言论也需要审时度势，结合当时当地看看这话合适不合适，表达的时间、方式恰当与否有时比言论本身的对错更重要。

    王石想必对此深有体会。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后万科捐款200万元并组织包括王石本人在内的员工救援队奔赴前线，然而其博客中“我仍认为200万元是个适当的数额”、“每次募捐，（万科提醒）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的不当言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回头来看，王石“把生命放在第一位”的思考是理性的，但他的理性偏偏赶在群情激奋中发表，加之其本身房地产老板的身份标签，怎可能不成为众矢之的？其实企业家大可不必委屈。当一对年轻人需要集中两个家庭的毕生财富才能在北京安一个窝，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本应是必需品的住房背上了几十年的还贷负担时，新科首富王健林对房价“连涨15年”的预测无论是否客观，都足以给还没有房子的可怜人添堵了。

    王健林的预测、“任大炮”的鼓吹不是满街播放的《爱情买卖》，也不会硬性灌输进民众的大脑，会去关心这些企业家观点的人必定是具有自己判断力的，企业家的几句话也许不会影响人们的行动，但无疑会在本就紧绷的神经上又奏了个“中国最强音”。

    客观地说，大部分企业家的言论是谨慎克制的，很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调调却是部分媒体不负责任断章取义的结果。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柳传志：应该给民营企业家明确的政治身份》，难道国企老板争抢着走“旋转门”，连民企都要求政治地位了？一切都放进体制内了？怀着满腔批判的心情点开这篇文章的链接看了之后才发现，柳传志只是要明确民营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群人”而已。

    激进、低调都是行使话语权的方式，没有好坏对错，充其量能说适不适合。人们的关注延展了企业家表达观点的舞台，踩着员工和消费者铺筑的台阶走向镁光灯的商界明星是不是也应该在开口前给自己提个醒儿，毕竟权利的另一面不是风险，而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