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改革探索融入大学章程

    11月28日，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宣布，教育部不久前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6所高校的大学章程。他指出，“章程是大学治理理念、制度的集中体现，是高校管理的基本准则，也是学校明确办学方向、突现办学特色的重要保障”。

    著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王利明解释，“章程是学校的‘根本大法’，其他规章制度、办学活动都不得与之违背。”

    事实上，这6所高校对大学章程的探索和实践早在若干年前就开始了。

    学术至上，学者为大

    华中师大新核准的《大学章程》第二章“学校基本制度”的第十五条明确写道：

    学校实行教授治学，保障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促进学术发展。

    对华中师大的领导和教师而言，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学校历经几年改革实践得以证明非坚持不可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制度。

    “我是校长，干脆我辞去学术委员会主任，请资深的学术权威、纯粹的学者来担任，使学术委员会真正做到学术化、学者化。”

    2010年秋季开学后不久，时任华中师大校长的马敏这样宣布5名校领导退出校学术委员会的原因。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不再是马敏校长，而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

    这个想法由来已久。曾经在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做过较长时间访问学者的马敏校长，不仅是个认真的学习者，还是个认真观察者。他发现，这些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之道关键在于教授治校。学校的各种事务，都由教授学者参与决定。目前中国大学最主要的问题是行政权力过大，要通过改革让行政权力逐渐淡化，在某些领域甚至应该让位于学术权力。

    就这样，华中师大以改革学术委员为突破口走出第一步，以此尝试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作适当分离。

    在新一届华中师大学术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马敏向资深教授邢福义颁发了学术委员会主任聘书。23位委员囊括了学校几乎所有一级学科的“名家”——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徐勇，近代史专家朱英，农药学学科带头人杨光富，文学院博导胡亚敏，粒子物理领域专家、长江学者王恩科等。考虑到联系工作的需要，仅为当时负责科研的杨宗凯副校长保留了一个委员位子。

    由著名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很快开始在学术评价、学术鉴定和学术咨询中发挥作用。第一次会议就投票决定增加了二级教授评选条件，结果6位申报的教授中只有两位获得通过。因为经专家审议，其他4位条件还不够。

    时间过去不久，在学校考虑为计算机科学系配备新系主任的关键时刻，突然飞来一纸检举信，状告一位具备较强竞争力的系副主任有学术剽窃行为。

    校长将学术的事交给学术委员会处理。学术委员会没有拖拉，及时组织该领域的同行专家进行调查鉴定，结果证明该教授从事科学研究的态度是严谨的，研究成果也是有一定质量的。结论出来之后，不仅在短时间还了这位副主任的个人清白，也没有影响学校对她的信任和使用——这个一度被“举报”的学者后来被正式任命为计算机科学系系主任，至今活跃在教学科研岗位上。

    教授委员会不是摆设

    随着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和行政主导下的撤校合并，我国“巨无霸”的大学日益增多，学校实行二级管理体制的情况非常普遍。在这样的情况下，学院层面的学者参与管理和监督的作用如何体现呢？

    武汉理工大学早在几年前便主动进行了探索。

    学校在各教学科研二级单位建立了教授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由全体教授组成，行使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教师评聘、学术评价、教学指导等事项的评议职能，保障教授在学术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不仅如此，他们还设置了相应的监督体系。

    这些教授委员会可不是摆设。学院的人才引进、队伍建设、职称评审等涉及学院发展的关键问题，全都要由教授委员会审议把关，他们的意见会起决定作用。

    不久前，一位副校长的博士生想留在学校的某个学院任教，却在应聘答辩中，被该院教授委员会的评委投了反对票，理由是其专业不是很对口。此事只好作罢。

    引导教职工通过教代会反映自己的呼声和诉求，努力解决好涉及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也是武汉理工大学尝试加强内部管理和监督的做法之一。

    在中国任何单位，奖金分配都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由此生出重重矛盾。武汉理工大学理学院从2004年首届教代会起，便明确将年终奖金发放办法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进行讨论审议通过。经过这一规范的程序，妥善化解了领导与职工、教师与教辅人员、学科与学科、科研与教学之间各种矛盾，其结果得到广大教职工的认可。

    现在这一做法已经制度化。不仅如此，理学院教代会的代表每年还要听取并审议“院长工作报告”，报告中包括学院年度工作总结、改革发展计划和年度经费使用情况报告，最大限度让代表们了解讨论决定学院涉及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充分尊重他们的知情权。

    回归大学本位：以人为本

    放眼今年各校的校庆活动，似乎同一时间都变换了一种风格，强调要做学术的校庆、校友的校庆、简朴的校庆。

    开风气之先的当属中国人民大学。

    在人大众多校友的记忆中，母校2012年举办的75周年校庆特别温暖。

    这年9月，母校通过不同媒体向海内外学子发出了亲切的呼唤：“中国人民大学75周年校庆，等你回家！”

    校庆日当天，学校没有举办以少数领导和嘉宾为主体、部分师生和校友参加的传统庆典大会，而是按照“以校友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术为中心”的理念，安排了丰富多彩的由广大师生、校友共同组织、共同参与的活动。

    不以级别高低排座次、不以财富多少论成功，尊重每一个校友，关爱每一个学子，突出教师和校友对于一所大学的重要意义，使学生从校友的身上感受到人大精神的召唤。

    校长陈雨露说，这是一个理念的变化，“是想让校庆充分体现学生和学术是大学的原点，育人是大学的本质，我们在倡导一个回归大学本位的校庆。”

    而且这种回归以“立法“的形式融入了各个大学章程的具体条款中。

    这6所大学新制定的章程，都特别突出了对教师和学生在办学活动中主体地位的尊重与保护。人大和东南大学在章程的结构设计上，特意将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责权利规定置于学校组织机构之前；上海外国语大学章程坚持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将培养“具有民族情怀的优秀世界公民”作为学校人才培养的共识。而武汉理工大学则以具有较强的改革创新意识，提出学生管理与服务并重的理念，在学生的专业学习、就业辅导、创业培训、心理干预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服务体系，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在人大的《大学章程》中，有一项制度创新的内容最抢眼：设置人才培养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学校校长直接担任。

    对新上任不久的陈雨露校长而言，有两件事对他的思想冲击很大。一是在学校关于教学改革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同学们对自由度的呼声非常强烈；二是人大学生话剧团排演了哲学话剧《苏格拉底》，水平之高出人意料。他深切地感受到，在人大这样一所重点研究型大学里，应当充分调动学生的创造力和能动性，找寻学生成长过程中内心真正的渴求，根据学生需求和特长设计教育项目，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根据每一个学生的禀赋、优势，将其培养塑造成一件艺术品，是一个巨大的创造过程。这个过程蕴含着巨大的乐趣，也蕴藏着巨大的生产力。

    人大要以“国民表率、社会栋梁”为人才培养目标。于是，人大决定设立一个专门的人才培养委员会，找寻帮助青年学子实现自由度的最佳方式。经过15个月调研拿出的本科人才培养的路线图，学生被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学校也用心为学生发展的深度、广度、精度和自由度做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安排。

    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发展起来的中国大学，今天已经不能置身于国际化的潮流之外。制定大学章程，重新认识自身的定位和职责，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迈出的重要一步，更多的高校、更多的学子都将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