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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天开学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邮件。是一个外系的学生写给我的，邮件里她告诉我，这封邮件，是她的笔记本电脑发出的第一封邮件。而这个笔记本，是她在暑期里打了好几份工挣来的。
我们在大学语文的课堂上认识，因为那门课，我要求学生写两次作业。一次是期中的一篇小作文，一次是期末的开卷考试，也包含一篇作文。
这两次作业，都要求手写。期中小作业的时候，因为正值复旦大学出了投毒案，题目便是《室友小记》。这个题目一出，讲台下有很多人提问：老师，多少字？——这大概是凑字数党。老师，体裁有啥要求不？——没有，你想写诗？老师，走读生没有室友怎么办？——这，朋友也行吧。老师，高中室友可以写吗？——当然！老师，算不算侵犯隐私？——隐私的边界，你懂的。我们叽里呱啦说完，还有问题吗？没有人再说话。
快要下课的时候，我走下讲台，看到坐在角落里的她，她看着我，好像有话要说。等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她小声地问，老师，作业要打印还是手写？我说，手写，必须手写。然后转过头，跟大家这样宣布。
后来这个女生在邮件里说，“多亏是手写。”在没有电脑之前，她总是担心作业的形式。她和室友的关系不算融洽，加上现在很多同学的笔记本里都存有很多隐私。有一个室友不外借电脑的原因是，因为笔记本里收藏了很多淘宝店铺，她担心和同学撞衫，所以从不让人碰她的电脑。
不忙的时候，碰到有要求交打印版作业的老师，她总是很早去图书馆占一个机器来写。期中考试那段时间，图书馆的计算机特别紧张。有一次，系里实验课的老师要求交作业，但是她没有电脑交了手写版，被老师点名，“某些同学，念到了大学还不知道打印作业，态度敷衍，不够认真。”
“从那以后，每当交作业时，看到自己手写版的信纸夹在一堆A4纸里，就感觉特别刺眼。老师你知道吗，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无法掩饰的，一个是贫穷，一个是咳嗽。”
这就是作业里的故事。
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件事，发生在今年的暑假。
新闻系每年都有专业认知实习。这个实习，安排在每年的大二暑假，孩子们通过学校安排或者自己联系的方式，找新闻单位，进行为期一个月以上的采写实践。
这门课是核心课程，有六个学分，相当于三门普通课程。实习结束后，学生上交接收单位的实习鉴定和实习报告，为慎重公平起见，有三位老师一起批改。每一年，都会有学生对这门课程的成绩质疑。同样地，我们每年也都会看到很用心的作品。
暑假结束，我们照例一份一份地批改。有一份重量级的作品脱颖而出。说他重量级，是因为——真的很重。跟打印店里便宜的轻克数的A4纸相比，这份作业是铜版纸彩打的，厚厚的一叠，还精心制作了比铜版纸还要厚的精美封面。封面上有校徽、院徽、实习单位的名称，最醒目的，是这个学生扛着摄像机的一副大照片。那感觉，只能用高端大气上档次来形容了。这份花费不菲的报告，内容也都是干货。这个学生辗转两地找实习单位，因为实习单位不负责实习生的差旅，而有一个调查报道，他又想要全程参加，最后自己贴钱出差采访。他的新闻理想就像这昂贵的铜版纸一样，让人肃然起敬。
但事后我也在想，如果是一个家境不好的学生，就像之前那个交手写版作业的孩子，还能做到这样的坚持吗？而我们的批改，应该因为作业形式上的价值，而给他更高的分数吗？作业里有故事，作业里也有了阶层吗？我不知道，但作业里包含的品位和态度，却一目了然。
三五千字不等的论文，却有小乾坤。做事的态度，为人的品格，一份作业就交代清楚了。那些不分层次，不讲结构，行距很窄，为了节省纸张，三张纸的内容一定要放在两张纸里的也大有人在。结构是一点空白也没有，密密麻麻地像小抄，有这种情况的，要么是情商低的“才子”，要么是混学分的学渣，事实上，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而真正的学霸，或者说对自己有些要求的人，则会从内容到格式，都力求完美。有次学校的公选课，一个外系的国防生选了我们的《舆论学》，最后的作业是一份舆情报告。他不是专业学生，听起来应该比较吃力，但很下功夫。他前后总共交给我三份作业，每一次都是对上一次的修改，以至于我得不断地修改他的成绩。在最终成绩登录之后的几天，他又发来新的“最终版”，对报告中的两个图表和三个错别字进行了修改——不为成绩，仅仅为给老师一份最完美的作业。
作业里也有人际关系。一次课程作业，当时没有规定格式。看论文的时候，发现除了内容不一样，从字体到格式到装帧都一模一样的两份作业——就像校园里的情侣装一样。八卦了一下，果然验证了我的猜测，这两份作业的主人是男女朋友。男朋友写完了发给女朋友，女朋友按照自己的格式也给重新修改排版。作业季里有个这样的贤内助，也体现了校园恋情的优越性。
我所在的学校，学生水平都不差，作业中的恃才傲物见得不少，当然也有一些小心翼翼的礼貌。我们总结出来的就是，“聪明的学生比较笨，而笨的学生比较聪明。”翻译过来就是，成绩好的学生，很少会在答案之外花功夫。而成绩差心眼又活泛的孩子作业就很有意思了。他可以写满整整一张纸的客套话，但是和真正的内容无关。
有一次考试，我们问到了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主要观念。这个学生在罗尔斯这里，除了“无知之幕”四个大字，再也写不出别的什么了。于是在后面加了一个括号，答出了功利主义的思想，康德的绝对主义等一些零散的内容。然后又加了一个长长的破折号——“以上是学生所能答出的有关伦理问题的所有哲学观点了，望老师开恩。”
后面的答题纸上又接连出现了，“这个问题学生不是很清楚，只能就其他问题说说自己的观点。”于是再给出一个我并没有提问的问题的答案。“答非所问，但请开恩。”该同学从头到尾坚持用“学生”来称呼自己，不时冒出“学生已经尽力了，老师我会努力的”这样的话。
改完了这张很有礼貌的不及格的卷子，突然有种感觉，这种后现代的答题方式，仿佛是对出题人——也就是对我的一次解构，甚至觉得出题、改卷、给分，全部都是很滑稽的事情。
我所在的院系是典型的文科院系。要说作业的强度和密度，和理工科的学生没法比。一个本系的女孩，跟化学系的学长谈恋爱，一个学期之后分手了，她的原因是：“一进实验室就没完，做起作业来根本没有约会的时间，我真怀疑实验室里有女人！”
这分咬牙切齿的恨，我懂。在工作了5年之后，我也有机会重新做学生。开学前的那个暑假，心里想着，总算不用熬夜备课了，可以做一个安心听讲的学生，多么轻省的事情。想象之所以是想象，大概就是因为，现实总是那么不一样。第一次课上，拿到外教的syllabus（教学大纲），就傻眼了。这时才明白，原来之前自己做老师是那么的仁慈。这个叫安琳的新西兰老师，给我们上一门《跨文化协商与国际政治传播》的课程，要求选课同学每周看大量的英文文献，每次课的预习，不多不少，整整10篇英文文献的阅读量，然后做课堂陈述。这真是一个不断求虐的过程，但又确是收获最多的一个课程。又有谁能说，这不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呢？
中国海洋大学教师 张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