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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范东升，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著名记者范长江之子。
对话背景
不久前，范东升带领师生一行7人，踏上中国西北角的征程，重走当年范长江先生走过的路。这次“重走中国西北角”采访活动的主要路线为内蒙古呼和浩特——额济纳——阿拉善。这是范东升带领学生第六次重走中国西北角，在行走和探访的过程中，范东升和他的学生也一直在思考，新闻人如何在提高采写等基本技能的同时提升自己的职业操守与素养？记者的职责和使命究竟是什么？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范东升。
中国青年报：据了解，此次是你第六次带领新闻学子重走西北角，你这么多年为何要执着地重走西北角？
范东升：1935年7月14日，我父亲范长江开始了他的西北角之旅，至西安事变后，他作为第一个中国新闻记者进入延安，在1937年旧历元旦前夕会见毛泽东主席，大约前后历时一年半，走过川、陕、青、甘、宁、内蒙古等广大地区，其西北旅行考察线路还与红军长征过程或重叠、或交错。他的旅行通讯随后结集出版，就是《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本书。我与学院师生共同回访我父亲走过的路程，是一种特殊的纪念方式，目的是传承新闻前辈的一种崇高的职业精神。就像我父亲所说的，“一个记者，要有抱负。这抱负就是穷毕生精力研究一两个什么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从群众中提出来的。”“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旦解决了一个问题，就会感到无限的快乐，这是记者的快乐。”我觉得这是我父亲的非常重要的体会。此次带上学生一起重走父亲的内蒙古之路，也就是学习这种理想和精神。我希望同学们能借助范长江先生在上个世纪对西部广大地区的深刻、丰富和生动的描绘及记载，学习以历史的眼光认识内蒙古近80年来的风云变幻，了解、扩展许多方面的知识，而且也是对他们专业综合能力的一个很好的锻炼。
中国青年报：通过这次活动，学生有什么收获？
范东升：范长江先生1936年三次去内蒙古采访，都有明确采访目的。当时日本人已经强占东北三省，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侵略势力侵入内蒙古地区，旧称“绥远”，试图封锁中国北部，切断与苏俄的联系。在这种情势下，我父亲冒险赴内蒙古额济纳进行考察，就是为了让读者知道西北危急情况，向全国发出警报。随后很快爆发了红格尔图和百灵庙战役，我父亲又奔赴内蒙古最早做出战地报道。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不可能像30年代那样，我们重走西北角，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探寻。不过，通过这样的采访活动，能够加深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对学生来说是一种不一样的教育和锻炼。这次同学们回来都很有感触，有很多收获。如果只是看范长江的书，看很多遍甚至背下来，这与直接接触西部的风土民情，深入地进行采访，完全是两回事。多年的新闻从业经验让我相信，新闻专业的学生必须注重新闻现场的第一手采访和实践。
1968年9月，我17岁时，曾同数万名北京男女知识青年一起到内蒙古，在土默特左旗插队落户，在那里度过风风雨雨的8个春秋。是内蒙古赋予了我“人生的第二次生命”，让我萌生了从事新闻行业的念头。我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回去过两次。即使如此，如果没有这一次重走西北角，我仍然没法想象如今的内蒙古究竟是何模样。你只有到那儿以后，才能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巨变。我见过美国拉斯维加斯在荒无人迹的沙漠地带建赌城，却想象不出内蒙古竟能在几乎寸草不生的沙漠之中开发“草产业”、“沙产业”，甚至建造起鄂尔多斯那样的现代化城市。
中国青年报：此次你带队到了内蒙古达拉特旗、额济纳旗和阿拉善盟，那里地广人稀，多为无人居住的戈壁沙漠，在那里具体调查什么？
范东升：当然，我们不是去旅游的。例如在达拉特旗，我们采访调查了东达蒙古王集团在风水梁地区的治沙扶贫项目，他们种植沙柳，建立獭兔养殖场、刨花板厂、食用菌培育基地等，形成“循环经济”，使数千户农民因此脱贫受益。该集团总裁赵永亮先生是个企业家，也是位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不懈努力使往日的沙漠变成一片绿洲，令人很开眼界。在额济纳，我们找到对当地历史沿革研究很深的额济纳旗档案史志局局长李靖先生，与他一起探寻1936年我父亲冒险深入额济纳旗采访的足迹，同时揭开《塞上行》一书中的种种谜团。他还提供给我们一些珍贵的史料，帮助我们认识这70多年间额济纳的惊人变化。
这次受邀与我们同行的还有杨正先生，他正是我父亲在《中国的西北角》中分别在甘肃和内蒙古采访到的两位王爷的后人：甘南卓尼县杨积庆土司的孙子，也是阿拉善达理扎雅亲王的外孙。如果不与杨先生同行，或许到了额济纳旗，我们也只能看看胡杨林了。杨正先生经历丰富学识渊博，对《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有关内容有深入的研究，甚至可以背诵其中语句。一路上与杨正先生交谈甚欢，通过对其蒙藏皇亲家族背景的了解，加深了我们对历史变迁的正确的理解。两年前，我曾跟随杨正先生前往卓尼寻访我父亲当年的足迹，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杨积庆土司衙门遗址院落已经被改建为一所希望小学。我们看到的当年的遗迹，仅是留下四围的土墙和后院仅存的一棵大树了。据杨正先生的介绍，杨土司在红军过境时，非但没有命令藏兵阻击拦截，反而在红军攻打腊子口之前，密令调走守卫其自家粮仓的士兵，有意给红军开放了存有二三十万斤粮食的粮仓。杨土司本人也因“私通共匪”的罪名，后全家人惨遭杀害。
中国青年报：前不久，陈永洲事件给记者的声誉带来了负面影响，有人说刚刚过去的这个记者节是“雾霾笼罩”的记者节，对此你有何看法？
范东升：陈永洲事件是非常糟糕的，新闻记者干这样的事，反映出现在一些新闻记者在职业道德操守方面已经没有底线，非常混乱。这也是我非常担心的。
回想起我的父亲，我在微博上写过一句话，“为什么七八十年过去了，毫不相识的人们还会那样满怀尊敬地记起一位新闻记者和他的作品。记者的职责和使命究竟是什么？什么是根本价值观？让一切回归原点，让理想永不黯淡。”我想我们应该回到新闻业价值观的原点，去想想作为职业记者真正的目的、职责、理想、道德原则到底是什么，这些都很重要。
中国青年报：作为新闻学院的领导，你觉得该如何培养学生的职业操守？
范东升：培养学生的职业操守这件事不是说一门课两门课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把培养学生的职业操守贯彻到整个教学体系里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的问题，做记者首先要知道，你承担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职责。我父亲不是学了新闻专业才去做记者的，他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我认为办好一所新闻学院，一方面是传承，新闻前辈们的价值、信念、准则、理想决不能丢；另一方面是创新，有国际视野，有前瞻意识，走在传媒变革的前头。
我们学院一直强调，新闻专业不仅仅是学会一些技巧。其实技术本身是不断变化的，现在新媒体技术发展很快，更多的普通人都会用手机拍照片、发微博。将来还会出现今天无法想象的新的媒体技术。但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能承担新闻记者的职责的，经过专门的学习、培养和训练的专业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并没有被削弱，反而更重要了。比如一些社会上比较重大的问题，要做出更有深度的研究和报道，必须是专业人士来承担，而且只有他们能做得好。不论时代怎么变，专业媒体人的作用是不会被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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