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可,34岁,安徽人,在北京工作10年,孩子5岁半,为上学问题发愁。
安可的女儿5岁半了,为了应付明年的“幼升小”,她把女儿转到了一家培训机构开办的学前班。
这是今年9月的事,安可认为这是“不得不”做的事。
安可和丈夫“漂”在北京已经10年了。年轻的时候,他们觉得户口就是一张纸,买房、买车什么都不耽误,有没有都一样。但是,从安可怀孕开始,那张纸就如同一张网,把他们缠得喘不过气来。
在女儿7个月大的时候,安可去小区里的幼儿园报名。拿过幼儿园传达室大爷递过来的登记本,她才发现自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有的父母早在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登记了,填的是预产期。
“户口在这儿吗?”大爷看安可摇头,颇为内行地告诉她,这附近七八个小区的孩子都盯着想上这个幼儿园,要么找关系,要么就赶紧找别的幼儿园。
那时候,安可只有29岁,对“母亲”这个角色的理解尚停留在让孩子吃饱穿暖的层次。显然,这是不称职的表现,安可开始研究片区、学区房,跟同事们讨论幼升小、小升初,中考乃至高考。
但是,每个话题都不轻松,每种方式背后都是数不尽的弯弯绕。如果说幼儿园阶段还能“将就”,那小学是万万不能的了。
安可买不起学区房,除了到时候托人找关系,只能让孩子“裸考”。而要考试,之前的各种才艺学习、知识储备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从女儿3岁开始,安可就给女儿报了钢琴班、舞蹈班、绘画班,再加上英语课,小姑娘周一到周五只有周四一天可以按时回家。她希望女儿能参加一些考试,拿到一些证书,将来好歹有些优势。
就在女儿上了学前班不久,北京就启动了高考改革,比如降低英语分值,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两次考试,学生可多次参加,按最好成绩计入高考总分,成绩3年内有效。
不过,这个在媒体上讨论得沸沸扬扬的消息,在安可那个QQ群里并没有太大反应。群里都是“随迁子女”的家长,很多人的孩子不是出国,就是要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直到11月15日,这项政策有了“全国性”的表述,安可才开始正视变化的到来。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北京的上述变化是这样表述的:“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
安可隐约觉得,等到女儿18岁时,回老家高考可能不会那么恐怖了。起码,她的同事是这么安慰她,“总比我们能好些”。安可的同事每天看着晚上10点才睡觉、周末去中科院做实验的闺女,愁得跟什么似的,“会做实验有什么用?我们老家的高三学生每天自习课都要上到晚上10点”。
安可开始关注这方面的新闻,关注那些以前从来不看的晦涩文件。从“从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到“破解择校难题”,从“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到“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每一条都让安可喜忧参半。
在一个教育论坛里,已经有家长给出了“理性”分析:“校长教师交流轮岗,长期实行下去肯定会有好的效果,但教育资源不平衡不可能一朝一夕解决。今年小升初‘坑班’消失,家长们选学校不是容易了而是更难了。”
教育改革的拼图到底有多少块,等到女儿高考时能不能拼完整,安可完全没有概念,她能掌控的只有一条:拉着女儿的手跌跌撞撞地且行且看。
(文中人物皆是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