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呈现中国革命史的重要作品中,上世纪80年代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三红一创”曾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此后,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始终备受关注,从未断档。然而最近几年,“抗战神剧”一度风靡,过度娱乐化使革命史剧简化为一种故事背景,其内核被悄悄替换成武侠剧、偶像剧,使正剧走了样。
王朝柱被誉为“撰写中国红色历史第一人”。他以中国革命史为题材创作了40年。在王朝柱的书房里,堆满了党史、军史、民国史、领袖史传等书籍,甚至沙发都被各种革命史传所覆盖。对于中国革命史,王朝柱比一些历史学者更为熟悉。他所编剧的影视作品从电视连续剧《解放》、《长征》到《辛亥革命》,从电影《建党伟业》到《建国大业》,从长征纪实小说《囚徒的长征》到《政坛败将》,从史传《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到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献礼剧作《开国领袖毛泽东》……他以46部作品、18部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共约2000多万字,创造出一个人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史”。
我的任务是记录中国革命史
革命历史题材红色经典曾是几代人的记忆,它的影响存留至今。许多老年读者现在仍然可以背诵《红日》、《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小说的段落。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征》、《延安颂》、《井冈山》等电视剧也不断热播。20世纪以来的历史记忆反复在文艺作品中被重现,王朝柱是重要的记录者之一。
“新时期以来,我们更应当关注中国革命史,诠释中国革命史,使当代青年在历史重现中熟知中国革命史。”王朝柱说。经过了几十年的革命历史题材书写,他探究历史真相的执着与日俱增。
王朝柱发现,当下“有的编剧创作枯竭,于是热衷于为历史翻案,用所谓现代眼光去演绎历史,这是不正常的现象。这些作品的流行会影响人们对真相的认知,甚至会影响人们的历史观、世界观”。
王朝柱的写作准备犹如长征,是艰难而又漫长的。2011年,王朝柱写就《辛亥革命》,为了它,他准备了7年之久。他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籍,并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研究。在创作过程中,他甚至被历史细节感动得痛哭。1998年,他为了写《张学良》,在占有全部文档材料后,又到夏威夷跟张学良谈了6天。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在学界看来,创作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时往往有3个限制:知名度越高的人,允许虚构的空间越少;距离今天越近的历史,允许虚构的空间越少;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允许虚构的空间就更少。对于王朝柱来说,他的作品几乎都处于这几个制约之中。为了能突破这样的限制,他形成了自己创作的两个根本特征和写作原则: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首先,在写距今很近的历史时,王朝柱坚持书写历史真实。他表示,面对庞杂的历史资料,首先需要做的是去伪存真。“网络有80%的资料不可信,甚至有人将马路新闻当真,在看过原始的历史档案后,会发觉许多知名历史作家都陷入世俗中,甚至戴着有色眼镜故意丑化历史。”
其次,在对于知名度高的历史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王朝柱尽量避免脸谱化。如,在电视剧《长征》中,有一个情节是毛泽东警卫员胡班长在煮辣椒水的时候,遇到敌机轰炸,胡班长用身体掩护毛泽东,不幸牺牲。在祭奠时,毛泽东将一碗摆放在胡班长坟头前的辣椒水一饮而尽,然后带着部队继续向雪山行进。由这一情节,王朝柱将领袖人物更切近普通人的感受描写出来。
电视连续剧《长征》中,王朝柱用“抓虱子”的细节凸显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不同性格。在延安一次会上,毛泽东解开裤子把手伸进去捉虱子,并说:“我绝不受一个虱子的欺负。”周恩来生病时,邓颖超竟在他毛衣上捉了163个虱子,手指都染红了。毛泽东去探望,看到此景,说:“我不能忍受一个虱子的叮咬,恩来却能忍受163个虱子的叮咬而纹丝不动,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刚柔相济,始可有成!”
王朝柱解释:“毛泽东生在湖南,自幼受着楚湘文化的影响,造就了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性风骨。周恩来生长在江浙地区,深深受着吴越文化的影响,使得他有着‘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柔性品德。”
用作品唤醒年轻人的信仰
“现在的孩子们基本不读史书了,他们了解历史的渠道就是看电视。因此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都不能虚构”。他要求自己握一支“对历史负责的笔。”基于此,他在今年再版的《囚徒的长征》中写道:“这不是小说,是留给孩子们的遗书。”
评论家陈先义在谈及王朝柱作品时评价道:“王朝柱站在一个老军人和老共产党员的角度,通过对革命历史的再现及对革命精神的由衷颂扬,对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想缺失、思想迷茫的当下社会,无疑是用艺术方式奉献了一副副清醒剂。洋溢于他的作品之中的,有一种浩然正气和英雄精神。不论是他对历史事件的再现,还是对历史人物的塑造,都通过艺术手法形象展现了中国军人的阳刚之美和家国情怀。”
王朝柱更希望借自己的作品去唤醒年轻人的信仰。“写作者必须把历史当作逝去的桥墩,把现实当作今日的河岸,在空中架起一座穿越时空的精神大桥,艺术地完成历史和现实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