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只有医生知道

    小妍走进急诊室的时候，脸上还挂着笑容。她和陪同的女伴说着俏皮话，两个人互相捏鼻子、做鬼脸。

    病历上的年龄：21岁。

    接诊小妍的大夫也只有20多岁，头发短得“扎手”。宽大的白大褂下边，晃荡着膝盖戳破洞、裤脚磨出毛的牛仔裤。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这两位年轻的姑娘，共同经历了一场生死竞速。小妍已经被“死神”盯上，却毫不知情；而小大夫则凭着一股“初生牛犊”的劲头，死死拽住了小妍的生命线。

    这场发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急诊室的相逢，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当初“像个嬉皮士一样”的小大夫张羽，早成了副主任医师。她后来遇上过无数小妍、小美、小丽，她们都一样年轻，也一样恨不得嚼着口香糖，说说笑笑，糊弄着生死攸关的问题。

    当初的小大夫如今很有能耐，她会接生，会治病，做得了人流，也切得掉肿瘤。只是在发觉自己能做的事越来越多时，她心里的憋闷也越来越重。

    “你了解剖宫产的风险吗？”面对不愿自然分娩的产妇，她问。 

    “你知道宫外孕会死人吗？”面对浑然不觉危机的患者，她问。

    “你能说出几种避孕措施？”面对一脸稚嫩的少女妈妈，她问。

    协和妇产科的一席之地，给了张羽一个切口。当大量女性真正面对自己身体的问题时，像当初的小妍一样，年少的茫然，年长的无知，透过这个切口，张羽都看在眼里。

    对她来讲，人生中最难醒的“噩梦”，就是看见一拨又一拨、一代又一代女性，遭受本可以避免的疾病伤害。而眼下，她觉得生了病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还有医患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许多本该双方都知晓的事，却只有医生知道。

    “大医治未病。”张羽说，“很多悲剧其实都不必发生。”

    从未忘记那个被环境压力和医生失职共同杀死的女孩

    悲剧差一点就发生在小妍身上。

    这个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姑娘称自己痛经，原来的止痛药不管用，要求新开一种就好。可小张大夫刚坐上诊，哪肯就此了结，非要按原则一一来问。

    “结婚没？”小妍否认，她瞪大了眼睛反问医生：“我像结了婚的人吗？”

    张羽回忆，那时的小妍学生模样，活脱脱一个“美少女战士”。这位小大夫一边暗自揣测自己是否显得傻帽，一边却又硬着头皮问，“有过性生活吗？”

    这一问，连年轻的张羽自己都脸红了。可直到她把小妍的同伴支出诊室，小妍依然坚称，没有。

    “刻意隐瞒病史会造成医生误解，尤其是向妇产科医生隐瞒性生活史。”张羽解释道。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是在十几年前，未婚人士对性行为都是极度在乎的，就诊时，也不会告诉大夫。从妇科老师那里，她还听过一个特别残酷的故事。

    80年代初，妇科老师的一位女同学肚子疼去看内科，医生觉得像宫外孕，可她坚称自己是清白的。在当时，让一个未婚女孩去验尿看是否怀孕，本身就是极大侮辱。所以医生不敢坚持，辅导员不敢多问。女孩住进校医院的病房里，第二天被发现时，已经凉透了。

    尸检的时候，腹腔里全是血，这才确定她死于宫外孕。

    张羽和小妍相遇时，中国人对婚前性行为的认识已经宽松不少。这让张羽觉得庆幸，当小妍对她这个问题一劲儿摇头时，她虽然怀疑而气恼，却没有放弃。因为在详细的询问之下，她始终觉得，小妍的症状，很像宫外孕。

    几乎是连哄带吓的，她才说服小妍去做B超和尿检，为了保全这个小姑娘的面子，她还特意隐瞒了尿检其实是HCG妊娠试验。

    结果，化验单证实了张羽的想法，一个红色的、大大的加号表示，小妍怀孕了。

    十几年来，张羽不断面对这种“名誉与生命的较量”。她和她的同学也从未忘记过那个被环境压力和医生失职共同杀死的女孩。在她看来，医生能做的是不能“单纯地、全盘地、一厢情愿地相信病人”，而病人，至少要对自己的身体懂得一二。

    小妍就并非一无所知。面对化验单，她垂下眼帘承认自己“有过一次”。但一瞬间，她的小嘴又撅了起来，把“安全期避孕”的方式讲得头头是道。但这些信息，大多是“听宿舍同学说”和“书上说”。

    张羽发现，过去，被医生问到哪天来月经，女孩子们常常眼睛往上一翻，“不知道”。“现在有‘大姨妈’软件，不翻眼睛了，改翻手机了。”她希望年轻女子都能有这个意识，如果“大姨妈”该来的时候不来，该走的时候不走，你就得提醒自己，该去医院了。

    有些女孩来找她看病，还没结婚，已经人工流产四五次，被问及避孕，瞪大眼睛，一无所知，张羽觉得“心疼”。也有些女孩，能说出不少门道，可信息都是错的。

    因为无知，相同的伤害一轮又一轮在重复

    这位女医生很想找人说说这些事，“就像积攒了很久，憋不住了。”张羽说，“有种倾诉的欲望。”

    让她不吐不快的，是这样一种状况：作为医生，如果她一上午一口水不喝，一趟厕所不去，不闲聊，也不离开诊室一次，那么她最多能看20到30个病人。每天，她说重复的话，解释重复的病情，做重复的手术，“尽了全力”。但病人还是那么多，“类似的伤害一轮又一轮滚动在不同年龄、职业和教育背景的女性身上”。

    她最初选择了博客。2010年12月27日，张羽开写 “协和妇产科那些事儿”。起初，她只是写着玩儿，点击量也不高。但写到第五篇、第六篇时，已经有出版社来找她。

    比如发病率百分之一、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的宫外孕，张羽把所有最典型、最可怕的病症和危机都写进了小妍的故事里。事实上，小妍只是她记忆的一个缩影。

    “那都是真实发生的，不存在虚构病情和编造。只是出于保护病人隐私和文章架构的考虑，进行了艺术加工，把发生在多个病人身上的事用一个故事讲了出来。”张羽说，她希望自己能脱下白大褂，摘掉大口罩，放下听诊器，“走”到病人的面前，讲述他们“不知道的事”。

    2013年，这本《只有医生知道！》出版。“哪怕你是一个知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了解程度也可能不到5%”。这句话，写在书的封面上。“5%”被放大、加粗。

    “我一直在探索一种小说式的写法。”张羽说，所以在这本书中，所有故事的主人公，都不是确定的某一个人，而是更多有着相似经历的人的缩影。在读到小妍的故事前，刘悦因为避孕失败，时机又不成熟，刚刚选择放弃了人生中第一次怀孕。这位25岁的上海白领，拥有研究生学历，曾在国外生活了六七年。她原本觉得，关于女性健康，自己的知识储备已经足够，但当她在书店里看到那个“5%”，惊讶之余还是“不由自主地掏出钱包，买书！”

    “我读得心惊肉跳。”刘悦说，特别是当她看到小妍自信满满地讲述自己的避孕措施时，她觉得，那就是曾经的自己。

    经过三四个回合、涉及几十项科学数据的问答，张羽终于让小妍发出了轻轻的尖叫声。“太坑人了！”这个姑娘掩着口鼻，皱着眉头，瞪着张羽说，“关于避孕，这些知识我怎么从来没看到呢！”

    如果仅仅是避孕失败，那么小妍和张羽的相遇，将会到此为止。但仅仅在一小时之后，这个姑娘发生大出血，已经昏迷，需要马上手术。

    张羽冲回宿舍，借钱垫付了费用。而闻讯赶来的小妍男友“在生死面前被吓傻了”，这个同样20出头的大男生根本不敢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但因为情况危急，张羽的上级医生车娜决定立刻手术。

    这个决定风险很大，家属很可能状告医院，张羽和车娜都将承担法律责任。但“救人要紧”，张羽回忆，当时的车娜已经拿起了手术刀，她叮嘱张羽通知小妍父母，让医院做好备案，最后放下一句“管不了那么多了”。

    像拧紧水龙头一样，小妍出血的输卵管最终被手术钳关死了。她的血压开始回升，心率开始下降，生命体征各项指标平稳地显示在电子监护仪上。

    “那一刻，整个世界静止了。”张羽后来写道，口罩背后，她的脸上全是眼泪，“那种成就感是人世间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和比拟的。”

    当小妍清醒过来，看见最后关头才知情赶来的母亲，第一句话就是，“妈，我做错事了”。而小妍的父母不仅将手术费用悉数归还张羽，更马上补好了“知情同意书”的签名。

    在张羽看来，这件事影响了她日后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因为作为一个刚走上职业生涯的小医生，她遇到了通情达理的病人，被高水平的上司指挥，和得力的同事合作，成功挽救了一条生命。

    因为这场相逢，小妍和张羽成了“一生的好友”。又过了几年，张羽亲自主刀，从小妍肚子里“捞”出一个健康的女婴。后来，张羽自己也当上了母亲，她为女儿写道：“记得珍爱生命，永远不要害怕，只要回到妈妈身边，一切都有办法。”

    她更加不希望，那些因“脸面”而酿成的悲剧，再度发生在任何女孩身上。

    “她想用她有限的气力喊出来：‘救救她们，救救你们自己！’”一位女性读者在书评中写道。

    有一种悲哀是“宁可相信院子里说的，也不相信院士说的”

    然而有时张羽也觉得无能为力，特别是当危险已经向人们发出了警告，却被随意地忽略掉的时候。

    她所在的协和医院，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医学殿堂”。“全国人民上协和”，是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但协和医院的医疗资源极度有限，不仅对病人如此，对医生也是一样。因为病房床位、手术台、麻醉医生、器械护士、巡回护士的数量都有限制，医生根本不可能随时决定何时给病人手术，医患双方都得等待。

    在医院做主治大夫的时候，张羽会打电话向病人通知手术已经排期——除非特别幸运，否则这通常是经过漫长等待的结果——她会马上听到欢呼和感谢，但有些病人的反应则比较特殊。

    有的病人家属问，“孩子公司有重要活动，决定未来前程，能不能改期？”也有的病患声称“身体不适”，想要等几天。甚至还有人翻看黄历，看到“黄道吉日，最宜动土”，便要求医生在那天安排手术。

    遇上这样的情况，张羽会直接说“对不起，绝对不行”。听到这话，大部分人还是会“乖乖上医院”。但最让她感到无奈和悲哀的，是有些人直到病很严重了，才想到看医生。

    2009年的一天，张羽正在协助一位教授上手术。在她的刷手服兜里，手机突然发出了连续不断的震动。

    “我们把手机偷偷放在刷手服裤兜里，并且调到无声状态，下手术第一件事就是看短信、看未接来电。”张羽解释说，领导打来，得赶紧回拨，执行“指示”。要是家里有事耽误了，作为平常就顾不上亲人的医生，“那种内疚和悔恨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电话打回去，求助的是她的发小梅花。梅花的舅妈一个月前在老家做了妇科手术，打开肚子之前，医生说是子宫肌瘤复发，打开肚子之后，医生又说瘤子是恶性的，切完了还需要化疗。一家人立即陷入恐慌。

    从梅花那里，张羽得知，她舅妈的子宫肌瘤已经耽误了好几年。她来月经总是大量出血，连路也不敢走，人脸苍白得像纸片。这样的异常情况，她自己压根儿没在意，舅舅也只是冲红糖水给她喝。

    张羽感到又着急，又愤怒。根据她的了解，子宫肌瘤是成年女性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国内尸检结果统计，30岁以上的妇女中，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长有子宫肌瘤。而国外的尸检资料甚至显示，50%的女性都有子宫肌瘤。张羽从医十多年，协和医院妇产科所有住院接受手术的病人中，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都是子宫肌瘤。

    “这些信息知道的人太少。”这位女医生感慨，一些肌瘤会和女性“白头偕老、相安无事”，但当瘤子在短时间内迅速长大，或出现影响月经、大小便甚至生育的情况时，“就成了定时炸弹。”

    梅花舅妈的子宫里，就真的埋着这样的“炸弹”。最初医生建议手术，但舅舅“听别人说”一些建议，没有同意。

    张羽听完就急了。她解释说，专业人士对病情的转述都可能有误差，更别提没有医学知识的所谓亲朋好友。现代医学的每一个决策都要建立在医疗资料准确的基础上，病人亲自表述，医生亲自试、触、叩、听，还得加上化验、B超、核磁、CT。 

    “‘求医’是你得把自己送到医生面前。我们不能到大街上拉住你问，你多久不来月经了？”张羽半开玩笑地说。

    她经常会很纳闷，为什么病人不愿意听一个专业妇产科医生的，却愿意听一个邻居的话。但事实总令她失望，“老百姓宁可相信院子里说的，也不相信院士说的”。

    因此，她最反感的就是“听别人说”这句话，很多病患就是因为相信“别人”，就这样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打仗到战场，看病到现场！”

    但她也自我反省，耽误治疗也有可能是医生没解释清楚。但不少医生太忙了。要坐门诊、出会诊、做手术。有时一上午几十个病人排队，每人平均几分钟。问病史、做妇科检查、开B超、看B超，还要做出诊断并给出治疗意见，时间已经不够用，更多的解释可能“根本就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并且，病人的素质和知识层次差别很大，有时，即使医生解释说明也充分告知了，但病人就是没听懂。在张羽的记忆中，就有曾经把宫颈癌拖到晚期，直到各种病症都严重到无法生活，才去医院诊断的病人。

    直到出血越来越厉害，血色素掉到正常女性的一半时，梅花舅妈才不得不接受手术。肌瘤复发后，她又经历了第二次手术。这一次，因为误诊为癌症，医生切掉了她的子宫、卵巢等“妇产科全套东西”，尽管伤口已经愈合，但她拒绝洗澡，每晚哭泣。

    “病人身体的伤疤早长上了，但心灵上满是鲜亮的刀口。”张羽说，在安慰舅妈不用化疗之后，她隐瞒了老家医院误诊的真相，因为在她看来，既然结果已经不可逆转，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快乐生活比公平正义重要”。

    有一种无奈是“三甲医院的专家用高射炮打蚊子”

    比起延误病情带给人的遗憾之感，张羽觉得，有的病患，则是在“逼迫三甲医院的教授用高射炮打蚊子”。

    在读过张羽的书之后，很多病患试图到协和找她看病。然而，张羽正在按照单位的安排，在澳门山顶医院担任“顾问医生”。

    根据张羽的观察，澳门的医疗系统，在社区里设有卫生中心。这相当于内地的社区医院，把所有的居民按照行政划分区，配置医疗资源，但医疗水平要比内地高出一大截。

    “目前中国的社区医疗正在起步。”张羽说，“老百姓发烧感冒流鼻涕都去三甲医院，一排排一天的队，看两分钟，拿点儿药走了。”她觉得这样不值，不仅对个人来说没有必要，还把专科医生的资源占用了。她进一步解释道，这个专科医生可能应该去抢救呼吸衰竭的病人，“看感冒真的大材小用”。

    如今的张羽是一个8岁女孩的母亲。在她还挺着大肚子挽着老公在小区遛弯的时候，遇到了同样挺着大肚子挽着老公遛弯的“光头妈”。之所以都叫她“光头妈”，是因为她提前给肚里的男娃起名“光头”。

    倒垃圾的时候遇见，她凑上来就问，部门经理老说腰疼，是不是盆腔炎，共用马桶会不会传染。

    买面包的时候遇见，她又惊呼“好巧”，问能不能给朋友的亲戚在协和挂个号。

    即使是在公共厕所，她都能隔着挡板跟张羽拉扯一件关乎性命的事儿，连亲戚便秘也要她帮忙找协和最顶级的教授。

    张羽内心觉得她无知而粗鄙，一方面，她对协和顶级教授从事的工作毫无概念，另一方面，她很可能正在用“道听途说”增加病患被误导的风险。

    事实上，社区医疗机构应该能为大量普通疾病患者提供合格的医疗服务，这样才能保证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三甲医院的好医生，更应该“好钢用在刀刃上”。比如协和的专家，大多都是攻克疑难杂症的高手。张羽用风湿科举例，那里光一个主治大夫一年见过治过的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炎、干燥综合征等，就比国外一些医疗中心碰到过的还多。

    “但我们没法着急，得慢慢来，我们的国家太庞大了。”张羽说，她非常理解为什么中国患者只信赖三甲医院，尽管说起原因会让她短暂地陷入沉默。

    讲好这些“故事”，抚平一些医患关系的褶皱

    书中讲到，协和医院妇产科一位深受同事尊敬的医生被患者家属殴打，肩关节脱臼，鼻梁骨骨折。“大夫真是越来越不好当了，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会受到威胁。”事后，张羽的一位同事曾对她抱怨。

    后来，这位和张羽住一个宿舍、把“治病”作为毕生兴趣的女医生离开了协和医院。张羽也为频频发生的杀医、伤医案感到恐惧、失望以及一种深深的危机感。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物和奢侈品。”张羽说。有的病人找不到病历，认为是大夫私藏甚至是打包卖废品了。有的病人挂不上号，就指着医生破口大骂。有的病人对治疗、手术的效果不满意，不论原因，一律把矛头对准医生。甚至有的病人嫌病号饭不好吃、取药得多跑几趟，也会冲着医生发脾气。

    但张羽理解他们，因为“医患关系并不是医生和病人单纯的关系”。她认同一位老师曾跟她说过的，既然医患关系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撇不开大环境。

    她写到过一位名叫林青的患者，48岁，子宫上满是多发性子宫肌瘤，发展下去可能有生命危险。但她拒绝手术，理由是她坚定地认为，“没有子宫就不是女人了”，还认为医生是在处心积虑谋害她。

    在张羽看来，有的病人对自己的身体一无所知，这样她就完全无法和医生交流、共同制定最合适的方案。这样并不要紧，只要她能遵医嘱，让医生全权决定。让她觉得可怕的是，有些女性异乎寻常地关注自己的身体，但借助图书、网络、亲朋好友等渠道获得的大量医疗信息，受制于有限的辨别能力，反而会让她们陷入迷乱，无法和医生达成默契。

    林青就属于这种情况。负责她的年轻的住院大夫准备放弃，让她“回家养瘤子去”。但张羽还想再试一试。

    她把林青约到办公室，并特意表现出，自己清楚记得她的名字和病情。

    “我们在追求高效、也就是为更多病人治疗的同时，往往会失去对个体更加细微的关怀。”张羽解释道，为了让林青消除不安全感，她像老朋友一样询问这位病人的生活和想法，并挨个解释了她的所有疑问。

    原本绷着面容、语气冰冷的林青最终笑了出来，对张羽说：“从现在开始，我就听您的。”

    然而眼下，张羽越来越少看到同事们“苦口婆心”劝某个病人做手术了，甚至很难完整地告诉病人：“为什么这么做”、“做的好处是什么”、“不这么做的问题在哪里”。她觉得医生放弃解释，悲剧就有可能发生在病人身上。同时，对医生们来说，失败案例意味着再累、看再多病人也没有意义，而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

    “的确有医生将世故和厚黑用在病人身上。”张羽毫不客气地指出，她能理解患者的不信任感，但她同样觉得，不少患者根本不知道怎样和医生交往，才能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因为“让医生反感，很大程度上对你病情的‘预后’不利。”

    比如妇产科性质特殊，通常与女性的生殖、生育健康相关，在不少女孩或女人眼里，这是非常要紧的隐私。“邻家大妈”式的“包打听”会让医生反感。

    再比如，跟医生相处，不用担心不懂医学知识，但要做到互相尊重，不要张口闭口“你会不会看病”。在张羽和她所认识的很多医生心目中，这句话是比任何辱骂都严重的“攻击”。

    光头妈喜欢嚷嚷着要请张羽吃饭，这位女医生其实很反感。因为对忙碌的医生来说，回到家，吃口家常饭，陪陪家人，是难得的享受，谁也不想下班之后一晚上坐在华丽的大包间里，继续接受陌生人的病案咨询。

    “医生穿上白大褂，坐进诊室就成了天使吗？”张羽自问自答道，“当然不是。”在她看来，医生也是人，所谓“白衣天使”根本没有翅膀。实际上，这个群体内心的精神壁垒很高，多数人首先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才能悬壶济世。

    有的病人当着大夫抱怨挂号难、看病贵或是之前的就医经历，显现出不信任。这也是“禁忌”之一。

    有的医生为了不被医患官司纠缠，会给病人最保守的医嘱。

    张羽就曾遇到过一位35岁的产妇，怀孕前切过一个不大也不深的肌瘤。术后，医生让她避孕两年。事实上，按照正常的情况，这两年时间完全没有必要，因为35岁的她已经成为高龄产妇，发生难产、各种并发症和诞下先天愚型孩子的风险大大增加。

    “医生和病人不能站在一处，病人唯恐挨宰，誓要闹一个明白，索一个赔偿，结果会导致终端的所有人受害。”张羽感慨。她相信她讲的“故事”会在改善医患关系方面起作用，但她觉得，仅仅是患者和医生两方参与还不够，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让那些“无良科普”没有生存空间，也让严肃的医学变得更易接近

    几年前，张羽曾为一位病患做过手术。当时，这位女性的卵巢上长了一个很小的异物。经过检查，张羽坚持认为，手术很必要。

    术后，切下的异物被检验出介于良性和恶性之间的交界性肿瘤。如果没有及时手术，肿瘤很快就会恶化。

    平时，这位女病患从不会短信电话骚扰张羽。但当张羽的新书在广州举行签售那天，她从广西赶来。提问环节开始后，她从人群中站立起来说：“我不是来问问题的，我是来看望您的。”

    像小妍一样，不少患者在找张羽看过病后，和她成为了朋友。很多病人是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从医生的角度，张羽珍爱这种情分。但她觉得，从病人的角度，更应该珍爱。因为有个医生做朋友，“起码不会有害处”。

    眼下，张羽觉得，写作把自己的社会作用扩大化了。因为“这么多读者，我一辈子不睡觉也帮不了这么多人”。她很有自信，如果一个女孩子真的好好读过她的书，放在心里去消化、行动上去执行，就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在她的读者里，也有大量的同行。北京一家医院的院长告诉她，自己医院买了这本书给全院的医生看。还有医学生写信给她，声称“誓要学好妇产科！”或是“太累了！不想从医了！”有人认为她写出了医生的心声，也有人批评她写得还不够深刻。

    “医学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落后的科学。”张羽举例说，先有伦琴射线，才有X光；先有计算机，才有合成的片子；世界级别的药厂研发出新药，医生才有新的治疗手段……一个临床医生事实上受制于很多行业。如今她正忙着让更多的好医生开始写作，“要让那些‘无良科普’没有生存空间，也要让严肃的科学变得更易接近”。

    在她看来，对于发烧感冒拉肚子，人们了解得可能已经足够，但关于女性的性健康、生育健康等，人们可能“连1%的了解都不到”。在第一本书卖出百万册之后，张羽推出了“续集”，用同样的小说式写法，讲述更多“只有医生知道的事”。除了这两本“发给天下女人的私信”，她觉得很有必要“也给天下男性发出私信”。

    2008年，她曾去过美国洛杉矶的星光大道，面对满地“大星星”，同行的大夫都忙着拍照，有拍吴宇森的，也有拍迈克尔·杰克逊的。张羽则找到了因恶性黑色素瘤去世的摇滚明星鲍勃·马利。她一直记得，这位“牙买加雷鬼音乐教父”临终前留给儿子的一句话：金钱买不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