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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是从早晨5点开始聚集的。清晨，他们从周边的小区和旅店走出来，从北京市的街边和小铺走出来，扎进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的几栋高楼里，人们更习惯简称这儿为“动批”。
北京“动批”是尚在沉睡中的城市最早苏醒的神经。在几条并不宽的马路上，叫卖声、拉客声、汽车鸣笛声和手推车与凹凸不平的地面摩擦的声音一同灌入耳朵，让“动批”绝不仅仅只在视觉上显得“乱”。
这种“乱”在北京寸土寸金的二环三环之间已经存在了至少27年，成为这个臃肿的特大型城市的一部分。当这座城市对于区域规划和产业升级的追求日趋强烈时，昔日活跃在市中心的批发市场不得不面临外迁的终极命运。
在12月23日开幕的北京市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市委书记郭金龙说，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大气污染、交通拥堵、部分地区环境脏乱、违法建设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影响首都形象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必须痛下决心进行治理。
这种治理包括“加快退出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和资源环境要求的产业，继续淘汰高耗能企业、一般加工业企业和服装、建材、小商品等批发市场。”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同样表示，“对一些服装市场、小商品市场、建材市场等聚集人口过多的业态，要加大从中心区调整退出力度。”
这条消息让王维平很兴奋，他是北京市人大代表，也是深受批发市场之扰的居民。据他调查，北京东西城区的小商品市场吸纳了20万外来人口，外迁能减轻中心城区资源、环境、交通的负担。
但对于这“20万”外来人口和背后的家庭，以及他们依附的商城投资经营者来说，外迁并不是一件“痛快事”。
真的要搬了？
这一轮关于“动批”外迁的消息最早由一家媒体披露，他们称通过内部获得的报告显示，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11月中旬向有关部门报告，“动批”已经不适应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需求，建议外迁。
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是西城区人民政府刚刚成立的机构，由副区长孙硕担任总指挥，西城区地方税务局局长李玉庆担任常务副指挥。这个在地图上还无法搜到的机构专门负责西城区的产业升级改造。“动批”的直接主管——展览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说，“现在‘动批’的事情全部由指挥部统筹”。
在“动批”附近的某宾馆6楼，一块写有“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的黄底红字牌子挂在楼道里，并不起眼。几间办公室由于刚刚结束的搬家而有些凌乱，每间办公室的墙上都挂着一幅河北省的行政区划地图，中间是被包围的北京市。
“北京市政府、区政府没有通过任何官方途径发布过‘动批’要搬迁的信息，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我们也在核实是哪个部门透露的消息。”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郭乃文说，自己并未听说过上述报告。
“动批”所属的展览路街道也无法给出肯定的答复。“产业升级的安排肯定有，但‘动批’外迁与否和具体的时间表还不能确定，”展览路街道办事处宣传部刘淑华科长说，“这其中有很多实际工作的问题有待解决，需要时间来规划。”
12月24日，北京市规划委确认，北京已启动“动批”、大红门、十里河、新发地等4大商业交通堵点治理的前期工作，并已开始对本市100多个小商品零售市场的整治和外迁研究。“动批”最终要迁出中心城区，但迁到哪里，京郊还是河北，尚无确切消息。
“哪能说走就走”
在北京，一提到“动物园”，除了它本身的含义之外，也指一片由10个左右商城组成的服装批发市场。逐渐积攒起来的人气儿给这里贴上了热门景点的标签。像一块镶嵌在北京二、三环之间的磁铁，“动批”吸引着周围的买卖人和游客。从最初的地摊、铁皮大棚，到后来的“退路进厅”，“动批”经历了几次变迁，但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却一直没变。
陕西榆林的店主蒋磊又来“动批”“补货”了。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四次，他带着黑色的大号塑料袋和手推车，往返于榆林和北京之间。“西安也有服装批发市场，但绝大多数店主都去那里上货，再好的衣服又咋样？”就像“星期八服饰”的店名一样，蒋磊的衣服要走差异化路线。29岁的他每周都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北京，从“动批”带走100多件衣服，留下2万多元钱。
“补3条上次的裙子，729拿4件。”蒋磊熟稔衣服的货号，在长久维持的买卖中，他与“动批”商铺的导购保持着微妙的关系。“你不能全听她们跟你说怎么搭配好卖，但跟她们搞好关系就可以通过微信知道些动态。”
在“动批”的买卖生态圈里，几乎所有的导购穿着的衣服都挂着吊牌——这些年轻的姑娘既要拉拢客人，又身兼模特。因为不允许试衣服，买家会参考导购的穿衣效果。颜色艳丽的衣服包裹着她们的身体，脸上扑了一层厚厚的妆，她们对来往的人群或热情或机械地喊着“到里边来看看吧！”
遇到熟悉的老主顾，她们会亲切地攀谈几句题外话，之后迅速找出买家需要的衣服，麻利地为它们穿上塑料包装，扔在门口等待一起打包。一单生意即将结束，她们拿出单子写下货号、单价和数量，计算器和账本一同被贴在硬纸板上，手指飞快地摁出总价，交钱拿货，买家的手推车上又多了一个大袋子。
尽管人声喧阗，但一笔又一笔的买卖，就在买方和卖方达成的巧妙默契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尤其是每一天的上午，导购姑娘们忙得像陀螺：招徕生意、应对顾客、算账结账。从早晨6点开门迎客到中午片刻休息，她们挤在狭窄的商铺内吃午饭。地上铺着报纸，报纸上放一个马扎，马扎上是麻辣烫、炸串、牛肉面或是其他一些便于买到的食物。她们蹲在一旁，一边往嘴里送食物，一边盯着门前偶尔路过的客人，寻找兜售机会。
几乎所有店铺的门口都贴着“招导购”的牌子，他们的月工资平均水平大约在3000元，也有极其出色的导购能拿到1万多元，没有周末休息，只有一个月一天的公休。他们大多租住在周围的小区。
“我不会搬，这里面大多数人都不会跟着走。”几位导购正聚在一起讨论“动批”外迁的新闻。“谁会为了一件衣服跑那么远去买？”
“搬走？”蒋磊愣了一下，“搬走了，你还会去吗？”他停顿了一会儿，只回答了三个字，“不知道。”
像蒋磊一样吃惊的还有金开利德服装市场有限公司(简称金开利德)主管经营的副总经理杨锴。“动批”的几家服装市场的管理者均未收到“动批”要外迁的书面或口头通知。
杨锴担心的是如果搬到其他地方，没有如今的商业氛围，“‘动批’已经形成一个品牌，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杨锴说，“动批”在客流的高峰期能达到10万人，“这些客流肯定会带来消费。”
金开利德办公室主任于建西说，“自己搬个家，还不能说搬就搬呢，何况这么大的市场，从业人员、商城、商户都怎么办?”
“我们三年前花了8.8亿元买下这家公司的大股权，产权50年。现在市值起码翻了一番，要搬去的地方有没有这个价值？”于建西说，“举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例子，我们刚刚安装了一批监控设备，有30%的尾款没有付完，施工方刚刚还打电话问我们，是不是要搬走了。我们合同上的保修期是三年，如果真要搬，拆装、维护的费用增加了我们双方的负担。”
据他介绍，分散在金开利德的2000家商铺，少则投资20万元，而在“动批”面积更大的市场，每家商铺的投资都是上百万元的。这些商铺有些买断了20年的经营权，有些则付了一两年的租金。
杨锴在“动批”已经活跃了十几年，他还记得第一次来这买衣服的情景，“便宜！买了一条裤子才5元钱，白底儿有红色边，当时觉得特时尚。”那时的他还在中专读书，一个月的奖学金有十几块，对于穷学生来说，“动批”是他们青春期里的美好回忆。
金开利德更希望“动批”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产业升级，做批发市场的一、二线品牌。“新开了那么多店，无序的状态，一是加强了我们的竞争，二是确实对周围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于建西坦陈，每到过年，“‘动批’像水洗了一样，没人。”但每逢五一、十一，地铁四号线的动物园站常常因为人太多而甩站不停车。
尽管同样忍受着人口膨胀的压力，杨锴还是不愿搬走，“新地方如果没有人去就是一潭死水，就怕最后形成一个泡沫，‘啪’一下就碎了。”
北京需要怎样的产业升级
北京市人大代表王维平说，市政府已经下定决心外迁这些批发市场了。他家就住在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周围，“晚上6点前不敢回家，太拥堵，白天车也开不出来，停车位被小商贩的车占满。”他所在的小区有一半被批发市场里的商贩租住，“人货混居，他们又经常在夜里上货，带来了消防、治安的隐患，而且扰民。这个小区与一墙之隔的小区的二手房相比，每平方米整整低了1万元。”
在王维平看来，这些低端产业、低端商品gn 北京市的规划性质不符。核心市区人口过于稠密，造成严重的城市病，交通、住房、上学、就医、资源和环境都难以承受巨量人口带来的挑战。“东西城区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疏解了10多万本地户籍人口，又被外来的20万人口填充了，区里上交市里的报告显示，相关从业的外来人口有37万。”
王维平感叹，再不外迁，就要迁都了。“就像核心城区不能建钢厂、水泥厂一样，批发市场的业态不适合在核心城区。”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舸同样赞成“动批”外迁，“每个区域适宜发展的产业不同，核心城区不应该有大型人流、物流密集的产业，外迁符合城市规划，使其更优化、更协调。北京目前的这类产业过度集中，周边的省市没有发展起来。”
杨舸补充道，对于区县政府而言，人口规划不是唯一的目的，政府需要GDP，需要财政收入，所以要与企业和开发商沟通协调，“这个过程肯定是痛苦的。”
“我认为不能把满足低端需求的批发行业等同于低端行业，也不能因为它产生了一些负的外部性就把它和低端行业划上等号，这是不公平的。从这个角度上讲，把迁出‘动批’定义为一种产业升级，帽子扣得大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主任林江说。“电商的崛起正在改变传统批发和零售业态，也正在弱化既有的这些批发市场的优势。在电商时代，批发零售行业对固定场所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少，迁离‘动批’的代价和成本已经不比从前，这可能是促成北京市最终决定迁出‘动批’的重要原因。”
在林江看来，为城市发展制定一个“产业清单”，发挥对城市产业升级的指导作用，是很有意义的。清单的内容需要不断调整，主要依据对产业外部性的评估。“动批”的正外部性在于带来竞争效应，以及提供选择便利；而负的外部性在于它造成的拥堵和混乱。只有在负外部性超过正外部性的情况下，才应当把它列入“负面清单”，限制其发展、引导其向外转移。“把批发行业列入这个清单，对比测算是不是充足、民众是不是支持，是有待商榷的。”林江说道。
“几个批发市场对北京整体经济的影响不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帆教授表示，从产值、就业的角度看，所谓的“转型成本”并不突出。但迁出批发市场牵扯到很多普通民众的利益，形成决策之前应当充分征求意见、讨论听证。“‘动批’在商业业态上是个了不起的产物，其商品分类的细化程度在发达国家前所未见。支撑起‘动批’辉煌的力量，就是它背后规模惊人的需求。”
虽然赞成‘动批’外迁，但杨舸更希望政府用经济导向的手段来引导，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林江和张帆也持同样的观点，“‘引导’，就是‘动之以利’，要水到渠成，不能操之过急。”张帆说。
(实习生李凉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报北京12月25日电
本报记者 杨杰
